為了降低企業負擔、保持外貿穩定增長，國務院日前決定，從2018年11月1日起，將現行貨物出口退稅率為15%的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對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和面臨去產能任務等產品出口退稅率維持不變。

同時，會議還要求進一步簡化稅制，退稅率由原來的七檔減為五檔，加快退稅進度，今年底前將辦理退稅平均時間由目前13個工作日縮短至10個工作日。這是中國在本年度第二次調高出口退稅率。

實行出口退稅，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不屬于“不公正的貿易措施”，在性質上與補貼完全不同。此前，出口退稅政策還要起到產業引導功能，不同產業實施不同稅率，促進產業結構性調整。此次出口退稅稅率不再是以產業加以區分，除了對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和面臨去產能任務等產品出口退稅率維持不變之外，均按照規則實施統一的公平的退稅稅率。

中國企業出口面臨的主要的和長期的挑戰是成本上漲。因此，提高出口退稅率只是治標，而治本則要靠更系統的改革。

最近幾年，中國制造業面臨成本持續剛性上漲的壓力。應當說，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以及經濟發展提升要素價格，中國制造業成本必然會水漲船高，但是，中國制造業成本剛性且過快上漲，一定是某種扭曲造成的結果。

這其中，主要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貨幣供應過多，導致土地(住房)價格大漲以及基建、低端服務業過度繁榮吸引了大量勞動力。房價大漲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企業土地以及與此有關的稅費成本大漲，商業與廠房租金不斷抬高，而居住成本的大漲也必然會推高勞動力價格。

2008年后，持續不斷的地方基建與地產投資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高薪崗位，從而對制造業就業形成虹吸效應。也就是說，基建與地產制造的虛假繁榮大幅抬高了土地與人工成本，并沖擊了制造業。前者是低效的部門，且不可持續，而后者則因為成本上漲而出現外移現象，這與日本、中國臺灣等經濟體轉型時期的“產業空心化”趨勢類似。

中國的確需要通過成本的上升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但是，這種成本應該是合規成本，即環保、稅收、社會保障等需要嚴格執行，因為這些都有利于高質量發展與公正分配。泡沫化的土地成本以及低效部門的大規模就業實際上不利于中國經濟更高效率與更高質量的發展，也會導致制造業企業在轉型升級前就因為“成本剛性上漲”預期開始外遷。

制造業的這種困境容易被忽略，因為我國在此時期恰恰希望通過各種產業政策推動產業升級，而且深信這些政策會有成功的結果。也就是說，制造業面臨成本過快上漲時，被視為一種環境倒逼，以推動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但有可能將那些有競爭力的企業也嚇壞了，并且可能會破壞產業鏈。這會引起系統性裂變。因此，對于企業而言，主要的問題還是成本，這才是決定性因素，畢竟很多企業不僅出口，還著眼于國內市場，在外部與內部需求都在承壓時，成本過高是主要挑戰。

提高退稅率是一次的努力，關鍵還是要降低制造業的整體成本，包括稅負、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等。日前，財政部長劉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今年全年減稅降費規模預計將超過1.3萬億元，同時我們還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目前，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的組成部分，降成本被說得最多，但落實得還不夠。隨著減稅降費、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措施的深入展開，降成本的效果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和實現。

關鍵詞： 制造業 競爭力 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