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的是男性

“兩會”多次提到要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提到婦女兒童的權益，與大眾認知中的婚姻關系似乎永遠難以甩開干系。當提到婚姻關系時，大眾又會覺得和那些單身未婚娶的人脫不了干系。唯一區別就在于，對于尚未結婚的單身女性，尤其是大齡女性，社會往往報以不太贊許及不太溫情的態度，以“剩女”稱呼之，并常常追問：你們是不是因為眼光太高而難以找到配偶？而對于尚未結婚的大齡男士，社會往往報以贊許或者溫情，他們中一部分因條件“太好”被稱為“鉆石王老五”，另一部分則因條件不好而普遍受到社會各界同情和關心，人們常常追問：你們是不是因為那些女性們眼光太高而難以找到配偶？就在這幾年，一些地方還提出關于給基層大齡未婚男青年“暖被窩”的“暢想”。

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結論，社會始終認為，不結婚主要問題在女性。如果說，男性都是因為自己“鉆石王老五”而單身，那就是男性“要求高”，憑什么詰問女性“要求高”？如果說，男性是因為自身條件不好而單身，那女性就不是被“剩下”的，憑什么稱呼女性“剩女”？

關于這種尖銳問題，我們倒是無意于從倫理上再來一遍爭論，而要從經濟學人口問題上找找答案。

或者，從人口學上看，結不成婚而問女性并不算錯，但將女性單身稱為“剩女”確實是大大的錯了。這是因為，中國男女比例失調，男性才是大大“過剩”的那一半。

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看，男性人口為72334萬人，占51.24%；女性人口為68844萬人，占48.76%。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5.07。通俗的說，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萬，想象一下北歐五國全部是男性，還裝不下這些“多出來”性別比失衡數量。

必須說，第七次人口普查時，性別比失衡這件事已經受到重視且在轉向緩和了。

總人口性別比是衡量人口均衡發展的重要指標。由于性別比與出生性別比及死亡性別比率均有關系，而通常男性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一般認為，總人口性別比觀測到的正常值應該基本等于或低于100，偏離則被認為性別失衡。

中國歷次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性別比始終處于偏高水平，1982年至2000年，總人口性別比持續穩定在106以上，2000年達到106.74的峰值，此后總人口性別比略有回落。2010年中國的總人口性別比為105.20，2020年又有所降低。但總體而言，中國總人口性別比不僅高于公認的正常水平，也遠遠高于較發達國家94.80的水平和欠發達國家103.20的水平，性別結構嚴重失衡。

另一個重要指標是出生人口性別比，中國此比率失衡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的,但此后呈明顯迅速升高。從中國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看，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時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8.47、111.14、116.86和117.94。出生人口性別比指標2004年達到121.20的峰值。2020年“七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3,已經大幅度下降，但仍然處于高位運行狀態。

從死亡率看，中國過去嬰幼兒死亡率性別比偏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保障水平的提高，中國嬰幼兒死亡率的絕對值已大幅下降，逐漸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對性別比的影響也越來越小。

中國的人口性別比一直處于偏高且波動的態勢。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査顯示，全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7.6，比此后歷次普查都高，表明舊中國的人口性別比本來就很高，新中國的人口性別比是從這個基礎上變化過來的。1964年，總人口性別比大幅下降，主要和年特殊時期的人口數量波動有關。此后，總人口性別比又持續穩定在以上的水平。

這或意味著，中國人偏好“生男孩”的文化和傳統是人口性別比失衡的基礎原因。

將時間線拉得更長些。

據民國元年(1912年)內務部戶口統計，全國范圍內人口性別比為121.0。1928年，內政部各省戶口調查所得性別比為122.9。根據1928年至1930年間各省市的戶口調查，性別比為124.5。又據1928-1929年江蘇、浙江、河北等12省的戶口調查，當時這12省的人口性別比平均為124.5，比當時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人口性別比都高。其中最高為綏遠，達到155.8。由此可見，性別比失衡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是共通性社會問題。

當然，新中國成立之前，人口普查的方法、系統性和精確性都存在很大問題，社會風氣中，傳統家庭也常常抗拒或者有意無意忽略提供女性人數，尤其是童養媳、未成年女性以及小妾等。女性數量可能存在大量漏報。

但深層的同質性結構和共趨性特征是一致的。人口性別失調的原因在于性別歧視。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典型的“父權、父居、父系”社會，是以父子關系為主軸的社會結構。這種以男性為核心的家本位文化，主要通過家庭財產繼承、家庭資源傳遞和家族文化傳承等途徑來體現。“傳宗接代”是人們必須首要考慮的人生使命與家庭職能，由此也就導致中國的家庭制度不僅是社會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觀念實現的重要載體，且形成了特有的生育動力和指向性，即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從國家人口統計數據看，近幾十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并且與總和生育率（TFR）的降低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總和生育水平較高（TFR>2.1的更替水平）時期,即1950-198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除個別年份以外基本都在正常值域范圍,而當總和生育水平處于較低水平時（TFR<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處于偏高狀態,二者呈負相關關系,交叉時間在1980年前后。

從2000年和2010年期間出生性別狀況看，胎次越高出生性別比的數值越大，第三胎出生性別比高達160，遠遠高于正常范圍并且歷年的趨勢相同。

從生育意愿看，趨勢一致。201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的全國6省12市調查數據發現，一孩偏好者往往傾向于性別“無偏好”，二孩偏好者往往傾向于“兒女雙全”，三孩及以上多孩偏好者則呈現出比較明顯的男孩偏好。

政策對生育性別影響如何？一般而言，有三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下生育選擇空間狹小，偏好男嬰的人們通過性別鑒定與選擇性人工終止妊娠來達到目的，導致出生性別比的偏高。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偏高沒有關系，有些國家性別比也很高，而他們并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第三種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在抑制性別失衡。

由此可見，中國家庭在生育觀上存在性別偏好，有些家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相關措施控制新生兒的性別。此外，過去一些家庭中因此還發生了對女嬰瞞報、漏報的問題，從而使性別比數據進一步失衡、失真。

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并非“一日之寒”，但變成共識也非“一日之功”。

上世紀末，學者們還對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到底有沒有失衡不斷爭論，盡管數據顯示失衡，但大家還是難以相信，這究竟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爭論持續了十幾年，直到2010年左右才漸漸達成了共識，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毋庸置疑。但是，為何性別比失衡？原因是眾說紛紜。

當然，長期父權社會帶來的社會和家庭結構是基礎，由此產生了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從城鄉看，農村性別失衡一直以來明顯更為嚴重，其出生性別比不僅一直偏高，而且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斷擴大。這或者是因為農村和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方式、居住格局、生育觀念不一致導致的。從經濟性上看，傳統農耕經濟需要更多男性勞動力；從社會性上看，農村地區人際關系更為緊密，“熟人社會關系圈”讓生育意愿的選擇性更難有自主意識，而會在壓力下“趨同”。即“沒有兒子會被人笑話”“抬不起頭”的思想由來。

此外，地區純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也較大。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經濟收入水平提升，當前生育意愿已經發生了一定改變。且在認識到性別失衡問題后，國家也做了許多工作，比如對人工生育干預的嚴格監管，以及對于落后地區女孩的關愛工程等。這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性別比例失衡逐漸下降的原因。

但失衡的緩和是一個好的趨勢，總體比例的平衡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人是很有趣的。人的智慧在于選擇，他們總是要衡量利弊，選擇出有利的做法。但在生育這件事上，似乎出現了偏差。開始以為自己的偏好是有利的，幾十年后，發現可能并非如此。

人是男性和女性組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順其自然，是要真的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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