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的話題備受關注。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多渠道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新華視點”記者了解到，北京、廣東、浙江、湖南、吉林、黑龍江等多個省份出臺文件，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一些地方還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傾斜政策。

多地明確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自去年以來，多個省份明確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去年11月，廣東省發布的《廣東省公共服務“十四五”規劃》提出，積極吸納國際社會有益經驗，探索對生養子女給予普惠性經濟補助。今年1月，北京市印發的《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方案》提出，逐步建立完善家庭養育補貼制度。　

浙江、湖南、吉林、黑龍江等地在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比如，浙江省規定，縣（市、區）人民政府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對三周歲以下的嬰幼兒家庭給予育兒津貼、托育費用補助。湖南省鼓勵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對依法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吉林省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不斷完善促進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省級財政根據各地制度實施情況給予適當補助。黑龍江省規定，市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對依法生育第二個以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應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邊境地區、革命老區育兒補貼可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些地級市及區縣的措施更加細化具體：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關于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對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發文規定，對在該縣公立醫療機構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發放5000元育兒補貼，三孩每年發放100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歲。　

市場監測和數據分析公司尼爾森IQ發布的《2021母嬰行業洞察報告》顯示：超過六成生育適齡人群表示生育獎勵金及補貼、夫妻共同產假等配套福利能夠提升其生育意愿，其中超過半數希望獲得更多生育獎勵金、撫育及生育醫療補貼。　

部分補貼已落地，更多“大招”陸續釋放

攀枝花市的楊軍一家是該市出臺育兒補貼政策后，首個成功申請的家庭。“我覺得這個補貼很好，每個月500塊錢雖不算多，但能夠補貼小女兒的奶粉、尿不濕等日用消耗品。希望后續還有更多措施出臺，為更多家庭打消生育二孩、三孩的現實顧慮。”楊軍說。　　

有不少受訪者提到，有能力、有想法生二孩、三孩的家庭往往并不是因為看重補貼，而是他們從中看到國家釋放出的鼓勵生育的正向信號，“感到國家會更多關注、支持多孩家庭，切實減輕生育、養育負擔，整體的氛圍會向著生育友好型社會發展。”杭州市一企業白領孟嘉嘉說。?

除了部分育兒補貼政策已落地，更多激勵“大招”也在陸續釋放。

新修訂的《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公民接受絕育手術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復生育手術的費用由受術者所在單位或者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給予補助。

今年2月，北京市出臺《關于規范調整部分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將16項涉及人群廣、診療必需、技術成熟、安全可靠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范圍，包括宮腔內人工授精術、胚胎移植術、精子優選處理等。

江蘇省提出，對企業在女職工產假期間支付的社會保險費用，生育二孩的給予50%的補貼，生育三孩的給予80%的補貼；減免經濟困難家庭入托、入園、入學等費用，有條件的地區可通過發放嬰幼兒托育服務消費券等形式，減輕家庭養育負擔。

一些地方還有針對地規定了住房方面的傾斜政策。

北京市提出，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的家庭申請公共租賃住房的，可以納入優先配租范圍，并在戶型選擇等方面予以適當照顧。江蘇省、安徽省提出，在配租公租房時，對符合當地住房保障條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據未成年子女數量在戶型選擇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臨澤縣明確規定，對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在該縣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4萬元政府補助，在各中心集鎮等集中居住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3萬元政府補助。

落實國家關于優化生育政策的部署，還得到一些企業的支持響應。某農牧業上市公司提出，從今年起，員工生育第一胎獎勵3萬元，第二胎獎勵6萬元，第三胎獎勵9萬元。某互聯網企業新增生育禮金，分為1000元、2000元和3000元三個等級。

專家建議打好組合拳細化落地政策

育兒補貼發多少、怎么發，社會各界有不同看法和期待。浙江省社會學會會長楊建華表示，不同地區、不同收入的家庭對于育兒的要求和標準不同，具體發多少育兒補貼、以怎樣的方式發放合適，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準確測算。

今年1月，浙江省衛生健康委在部分育齡人群中開展了一項調查——《浙江省3歲以下嬰幼兒養育成本調查問卷》。其中一個問題是，“假設政府每個月給生二孩/三孩補貼1000元（自出生后至3歲），您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

楊建華說，對不同經濟條件的群體，補貼的意義不同。“對于高收入群體，每月1000元的育兒補貼激勵作用相對有限；對于低收入群體，每月1000元的育兒補貼可能是很重要的經濟支持。”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在當前人口生育率偏低的嚴峻形勢下，出臺育兒補貼政策很有必要，需要打好組合拳，進一步細化政策，并保證政策切實落地。

杭州市婦女兒童健康服務中心主任陳建芬認為，要進一步降低孩子的生育、教育、養育成本，減少年輕人的壓力和負擔；建設安全、方便、人性化的生育和育兒支持環境，完善普惠性公共托育事業發展，鼓勵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幼服務等。

杭州市計劃生育協會負責人表示，育兒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單打獨斗的某一項政策很難發揮最大作用，需要政策組合拳多管齊下；同時可通過激勵手段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正面引導，進一步研究探索鼓勵生育的有效抓手。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永康市道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專員黃美媚建議，建立健全女性生育假成本共擔機制，如對女職工達到一定比例的企業給予稅收、財政補貼等獎勵和優惠；明確生育假期間生育津貼的來源和支付標準，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為企業降低成本。

多位受訪人士建議，全面實施家庭發展計劃，探索發展以家庭為單位的就業、養老、住房、稅收和保險體系，有效提升家庭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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