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去年全國的人口出生率為1949年以來最低，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961年以來首次降到1‰以下；據已公布的數據，2021年至少有9個省區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數。

“人口的出生、死亡對于人口變動的影響越來越小，人口的遷移流動對不同地區及對整個國家人口變動的影響作用會越來越凸顯。”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任遠向澎湃新聞記者指出，歸根到底，決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差別帶來的，這是人口遷移流動最根本的因素。他提醒，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更加綜合的人口政策，并且將人口政策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對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遷移流動和人口素質的方向上來。

不同地區常住人口的變動，是由各個地區的人口出生、死亡和遷移所決定的。當前人口的出生與死亡對人口總量的影響已經較小，人口變動更主要的是受到遷移流動的影響。而不同地區人口變動的態勢是多樣性的，影響人口變動的因素也是并不相同的。

安徽2010年之前常住人口的下降與安徽長期是人口凈流出地區有關。最近十年安徽的常住人口增長，實際是由于中部崛起的經濟增長帶來人口流出減小，以及人口回流在增長共同作用的結果。

湖北省常住人口在2020年出現減少，2021年又出現回升，我認為顯然是受到疫情的影響。2020年武漢及湖北其他地區疫情暴發后，使得向湖北遷移流動的人口數量出現顯著的下降；2021年疫情緩解后出現補償性的人口流動，因此湖北人口2021年相對2020年出現增長。這可能是部分的原因，這些省份人口變動的影響因素很復雜，仔細加以觀察和分析是很有意義的。

浙江省的常住人口增長很快，這與浙江的經濟發展，尤其是杭州都市圈的快速發展帶來大量的人口流入有關，并且杭州也是我國人口政策相對積極的城市。因此，杭州以及周邊主要城市經濟增長帶來的常住人口增長，正折射出最近幾年來杭州發展相對較快的良好局面。

可能受到人口出生繼續下降的影響，也可能是中部地區的人口向東部地區轉移的態勢持續的結果。河南省的出生人口在最近十年間先上升再下降，湖南是保持平穩然后再下降。因此，假設河南和湖南人口遷移態勢并沒有發生顯著改變的話，其人口自然增長的增量在逐步減少，那么常住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是可以理解的。當然，2021年有可能兩省流動人口遷出增長，造成常住人口下降。例如有可能是2021年河南水災帶來人口外出就業增加，所以常住人口下降。這些因素都可能存在，要更細的出生死亡和遷入遷出數據才能加以評判。

東北地區常住人口最近十年持續下滑，與東北地區長期的人口凈流出相關。根本上是與東北地區經濟增長乏力有關。如果沒有特別的因素使得東北地區的經濟出現重新振興的態勢，那么在可見的時期內，東北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沒有明顯的恢復，將會保持人口繼續減少的趨勢。

總之，關于常住人口的變動，會受到出生、死亡的影響，但當前影響不同地區人口變動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人口遷移流動。我國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人口遷移流動方面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使得不同地區常住人口變動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就一個地區的出生率而言，出生率是該地區每年出生人口數和這個地區的平均人口數的比值。那么，出生率的變化既受到出生人數的影響，也受到地區平均人口數的影響。山東的出生率在近十年先上升，再下降，與山東的出生人口有關，也一定程度受到常住人口的影響。貴州青海甘肅等省出生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可能是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少數民族人口較多，所以人口生育水平較高，也可能是由于這些地方屬于人口遷出的地區，其常住人口總量會比沒有人口流出的情況下更少一些，因此帶來計算出的出生率會相對較高。總之，影響出生率變動，哪個因素更主要，還需要具體測算。

考慮到我國在“十四五”期間，整個國家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將趨向于零，然后會實現持續的人口負增長，因此，不同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陸續轉負是很正常的。實際上，已經有不少省份在很早以前，人口自然增長率就出現了負增長，例如上海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出現了人口自然增長的負增長。我覺得各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都會陸續轉負，可能是必然的現象。

應該看到，不同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在陸續轉負，但并不意味著，不同省份不同地區的常住人口會陸續負增長。雖然我國的人口總量會出現長期的負增長，但是肯定也會有不少的地區，將維持常住人口總量增長或者穩定的態勢。比如上海的常住人口應該不太會出現負增長，江蘇這樣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有可能在全國總體人口負增長的態勢中仍保持常住人口的正增長。

因此，不同省份在未來的常住人口變動仍然也是多樣性的。有一些省份和直轄市，將會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帶來常住人口的增加，也會有一些省份，不僅人口自然增長出現負增長，常住人口也可能出現負增長。這實際上反映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差別性和多樣性的結果。

我國的人口格局正在出現巨大變化，不同地區的人口變動具有多樣性，需要的不是擔憂，而是重視。人口變動要求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調整適應，以及不同地區要根據人口的變動特點，進行相應的發展，實施相應的管理。

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是豐富的，但歸根到底是由流入地和流出地不同因素相互比較的結果。人口遷移流動，既包括勞動力就業的流動，也包括家庭成員的隨遷，還包括由于大型工程建設帶來的移民搬遷，包括生態移民、災害移民等不同的類型，另外還包括日益增長的國際人口遷入和國際人口遷出。因此，人口流動，包含非常豐富的過程，這些過程的影響因素都不一樣。

歸根到底，決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差別帶來的，這是人口遷移流動最根本的因素。當然對短期和長期的人口流動，有著不同的影響，例如疫情這樣突發的災害性事件，會影響湖北包括整個中國的人口遷移流動的總量和結構，長期的人口流向還是由一個地區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所決定。

從長期來看，只要我國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的增長，將會進一步保持高人口流動的態勢。我國的人口政策，需要更加重視遷移和流動的人口政策。人口的出生、死亡對于人口變動的影響越來越小，人口的遷移流動對不同地區及對整個國家人口變動的影響作用會越來越凸顯。

因此，在人口政策方面，應該加強對人口遷移流動政策的研究。長期以來，我們的人口政策往往重視比較狹義的人口政策，也就是人口的生育政策。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更加綜合的人口政策，并且將人口政策的研究重心轉移到對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遷移流動和人口素質的方向上來。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應該要更加重視人口老齡化的研究，重視人口遷移流動的研究，以及重視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實施。

關鍵詞： 中國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