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國網絡版權治理在多領域堅實前行，尤其是隨著著作權法的修訂完成，相關行業與司法的新實踐及域外有關立法的進展，一系列新型網絡版權問題取得突破，為“十四五”版權產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2020年，疫情一度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按下“暫停鍵”。然事不避難者進，我國網絡版權治理于“十三五”規劃收官之際，在多領域堅實前行，為“十四五”版權產業發展按下了“快進鍵”。2020年11月，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在歷時10年后終完成，這是我國首次主要適應國內產業發展需求，直面互聯網發展對我國著作權制度挑戰的主動修法，意義重大。而爭議多年的新型網絡版權問題，也因新著作權法公布，相關行業與司法的新實踐及域外有關立法的進展而獲得突破。

頒布新法加強版權保護

我國著作權法頒布于1990年，至今30年間，我國版權產業經弱變強，版權制度從無到有。因國內經濟社會發展與國外環境變化，我國著作權法分別于2001年、2010年進行過兩次修改，并于2011年7月啟動第三次修改工作。

“版權法是技術之子”，進入互聯網時代后，游戲與賽事直播“類電作品”保護、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作品定性，與聚合盜鏈、云盤與短視頻侵權及平臺版權治理等問題，開始不斷出現。這些問題爭論多年，但因涉及著作權法最重要的“作品”定義、“廣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制范圍，合理使用判斷標準與侵權賠償計算等，一直無法得到有效解決。

直到新著作權法在各界期盼中公布，對網絡版權新問題作出了全面回應。新法突破性地對作品類型進行了“開放性”規定，明確所有“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均能納入法律保護的作品類型中，并引入了更具包容性的“視聽作品”概念。游戲作品、賽事網絡直播節目、短視頻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以及未來必然會出現的各類“新型作品”，只要符合視聽等作品特征，均能得到新法的保護。

在權利內容方面，新著作權法明確“網絡直播”屬于廣播權規制的行為，并再次明確“廣播組織權”為“禁止權”，其行使“不得影響、限制或者侵害他人權利”，有利于保護文化產業發展，平衡產業各相關方的利益。另外，此次著作權法修改，與新的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協調，將法定賠償額上限提升至500萬元，并規定了最高5倍的懲罰性賠償，新增了有關“技術保護措施”的規定，全面加大了版權保護與侵權懲罰力度。

賽事直播爭議終達共識

賽事直播保護問題自2013年前后出現，其核心爭議點在于“賽事直播節目”能不能構成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視聽或者類電影作品”。在標志性的“新浪訴鳳凰案”中，二審法院推翻此案一審判決，認為涉案賽事直播節目不具備我國著作權法要求的“獨創性”與“固定性”，無法構成作品。理由如《公用信號制作手冊》限制了“創意”的發揮;直播節目是對體育賽事的忠實記錄;“直播節目”在播放中并未被固定在一定的介質上。

對于“賽事直播節目”是否具有“創造性”，見仁見智。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政策法規司原司長王自強主張，不妨爭議雙方都放下爭論，扛上攝像機，到一個開放的比賽現場做一次現場直播。如果彼此雙方直播的賽事影像畫面都是相同的，也就證明了持忠實記錄、被動選擇、缺乏主導性觀點的人是正確的。而實踐中，同一場賽事在不同的制作公司把控下，我們必然會看到不同的賽事畫面。例如，同樣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直播，央視與美國NBC的內容各具風格。另外，直播往往是“邊錄邊播”，但存在一定的延遲，這是畫面錄制、剪輯和傳輸的時間，畫面在播出的同時已被固定。

此問題爭議巨大，為此，2019年12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其印發的《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中專門強調，“研究加強體育賽事轉播知識產權保護”。在新法修改討論進入關鍵之時，2020年9月，北京高院再審“新浪訴鳳凰案”“央視訴暴風案”，明確賽事節目的數字化復制和傳播，滿足類電影作品“可復制性”與“介質固定”要求。賽事直播節目版權保護爭議歷時7年，終在各界逐漸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得以解決。

此外，2020年1月，全國首例認定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構成作品案件出現，將人工智能新聞寫作、圖片生成、視頻與音樂創作及虛擬歌手等納入法律保護。另外，“臨時禁令”與“先行判決”的創新適用，加大對版權人的權利救濟，也得到了各界的認可。如2020年全國首例“云游戲”訴中禁令由廣州互聯網發出，杭州中院也在對“藍月傳奇訴烈焰武尊案”先行判決后作出后續判決。

強化平臺版權治理能力

近些年，在“避風港規則”下，眾多內容平臺集聚了海量的原生、衍生與再創作內容，在原創內容與技術發展紅利下發展迅速。從門戶時代到博客，從微博、公眾號到信息流、直播、短視頻，內容平臺一直保持著持續進化的邏輯。然而，原創內容與內容版權保護，始終是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內容平臺在每一個時代，都面臨著規則與技術的重塑，在關系鏈與算法推薦的加持下，其平臺版權治理的理念與能力建設，也應有所強化。

“避風港規則”的核心是，平臺僅需要根據權利人的侵權通知處理用戶侵權內容，無需對平臺的用戶侵權內容負責。該制度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法律政策安排，保障當時處于“襁褓中”的互聯網產業免受“累訴”之苦，有特殊的歷史貢獻。但該制度容易助長平臺的“鴕鳥心態”，于嚴格保護權利人版權無益，在“避風港規則”發展的20多年間，各界均已開始嘗試對其進行更新。早至2007年，Youtube網站就開始使用內容身份系統，通過建立正版數據庫，掃描上傳視頻，并輔之以人工審核來進行版權內容過濾。

歐盟于2019年通過《歐盟數字版權指令》，改革性地要求Youtube等在線內容分享平臺對其平臺上用戶侵權內容負責，提出平臺應盡最大程度努力尋求版權授權，并通過版權過濾等措施加強平臺版權治理。2020年，歐盟各成員國開始就具有可執行性的“版權過濾指南”進行討論，進一步推動“平臺版權治理”規則轉向與落地。美國參議院知識產權委員會也已經認識到《數字千禧年版權法》的陳舊問題，討論認為“紅旗規則”并未發揮遏制侵權的價值，而單純的“通知刪除”使權利人陷入了“打地鼠”的困境，平臺版權治理規則亟待更新。

對此，我國應本著“實踐先行”的原則，鼓勵內容平臺積極應用新技術，履行平臺版權治理義務，相信數字文化產業必將在法律的理性之光中蓬勃發展。

□ 田小軍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

關鍵詞： 網絡版權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