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答問》在今天一般被視為目錄學著作，其學術文化價值早已獲得公認，自不待言。但是，《書目答問》的編撰與晚清書院教育關系密切，如果忽視或脫離書院教育的背景來談《書目答問》，往往會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偏差，甚至是學術上的盲點。本文嘗試將《書目答問》還原到當時書院教育的脈絡中，重新審視其編撰意圖，并綜合多種書院相關的材料，對長期聚訟不止的《書目答問》作者公案，提出新的解釋。張之洞喜歡辦學，生平最得意者，“任湖北學政時，捐廉創立‘經心書院’；任四川學政時，與督部吳勤忠公商，籌立‘尊經書院’。皆選調高材生肄業其中，親定課程，成就人才不可勝計。任晉撫時，創立‘令德堂’，皆課通經學古之學，不習時文”。可見，創辦四川省城尊經書院，是張之洞辦學的得意之筆。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張之洞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簡放四川學政。據川督趙爾巽《已故大學士興學育材成效卓著，請宣付史館折》引用川籍紳士伍肇齡等人的評價，張之洞創辦尊經書院的功績可歸納為五條：會商總督、延聘名儒、手訂章程、擴大庋藏、開設書局。

【資料圖】

其中，第三條“手訂章程”是指“院內章程及讀書治經之法，皆該大學士手訂，條教精密，略如詁經精舍、學海堂規模。”此處有三個要點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所謂“院內章程”，今已不得見，所存者僅《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一篇，相當于學規，張之洞《致譚叔裕》已明言：“章程有稿存案，《書院記》即學規。”《尊經書院記》既是學規，同時也是《輶軒語》和《書目答問》的精華本，因為張之洞在《記》中明言：“使者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約言之。”

第二，“讀書治經之法”，即張之洞為尊經書院的院生們編寫的《輶軒語》和《書目答問》。光緒二年（1876）尊經書院所刻的《書目答問》原本就是與《輶軒語》合刊的，說明這兩本書在內容上存在某種關聯，否則沒必要合在一起。《輶軒語》，“本名《發落語》，或病其質，因取揚子云書《輶軒使者絕代語》釋之，義謂與蜀使者有合，命曰《輶軒語》”。由此可知，“輶軒語”乃“發落語”的雅號。“發落”原是處理、處置的意思，對于學政而言，“發落”卻是一種特定的職務，指對生員進行考核、錄取、獎懲等工作。《欽定學政全書》卷十九對“發落”有詳細的規定。按規定，考試發榜以后，生員必須親自到場接受賞罰，此時，學政要對各等生員進行一番申斥、告誡或勸勉，這些話就稱為“發落語”。《輶軒語》就是這樣的“發落語”，是張之洞以學政的身份履行自己“發落”的職責，無論其形式上寓規勸于說教也好，客觀上對后人讀書治學具有啟發作用也好，都不能改變這一基本的出發點。

同理，《書目答問》與《輶軒語》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張之洞在“略例”中開宗明義：“此編為告語生童而設，非是著述。”光緒二年（1876）閏五月，張之洞在致王懿榮的信中談到《書目答問》的編撰意圖：

弟在此刊《書目》，以示生童，意在開擴見聞，一、指示門徑，二、分別良楛，三、其去取分類，及偶加記注，頗有深意，非僅止開一書單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書精美，而重刻或訪刻之。

關于張之洞欲勸勉士紳刊刻書籍的“深意”，有學者已指出過，此不贅述。這里僅想指出一點，采訪遺書，以廣見聞，勸勉翻刻，以廣流傳，本身也是學政職責范圍內的事情。《欽定學政全書》卷三《采訪遺書》、卷四《頒發書籍》對學政訪書、刻書有明確的規定。例如，乾隆六年（1741）上諭：“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采訪，不拘刊本、抄本，隨時進呈。”又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諭：“應于《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由此可知，《書目答問》的編撰，實際上是張之洞按照上諭的要求，貫徹和推進清朝的文治教化，它與今天研究編目方法和規律的目錄學在出發點上并不完全一致。

第三，張之洞手訂教條（包括《尊經書院記》《輶軒語》《書目答問》），“略如詁經精舍、學海堂規模”。這是講張之洞在學政任上的所作所為，皆以清朝名臣阮元為楷模，處處效法他的政績。例如，阮元創建詁經精舍、學海堂，張就仿效創建尊經書院；阮元撰《詁經精舍記》當作學規，張也撰《尊經書院記》當作學規；甚至有人認為《輶軒語》和《書目答問》也是仿效阮元任山東學政時刊刻的《經籍舉要》。以上這些都說明張之洞的興學舉措大體出于為政、為官的需要，并不純粹出于學術的目的。

綜上所述，《書目答問》本質上是清代官師同課、政（治）教（育）合一的書院教育制度的產物，它和《輶軒語》的編撰意圖一樣，都是遵奉上諭行使學政應盡的職責，而且這些職責都有前輩名臣的先例可循，并非張之洞的創舉。

關于《書目答問》的著作權糾紛，近百年來聚訟紛紜，幾乎成為學界的一樁世紀疑案。陳垣、柴德賡、朱維錚等學術名家均對此書的作者問題進行過辨析，但終究莫衷一是。事實上，前人對《書目答問》著作權的考證，存在一個較大的誤區，即糾纏于此書作者到底是誰。其實，無論考證出此書是張之洞自編的，還是出自繆荃孫或其他人之手，都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不管誰編撰了《書目答問》，在當時的條件下，必有參考的藍本。找到這個藍本，著作權的紛爭就能迎刃而解。

讓我們回到《書目答問》的誕生地———四川省城尊經書院，它位于僻處西南一隅的四川成都，遠離當時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而且書院剛剛草創，書籍資料匱乏。按張之洞自己的說法：“京師藏書，未在行篋，蜀中無從借書。”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編撰一份分門別類開列了約2500種圖書及其版本的長長的書單，談何容易？更何況“此編所錄，其原書為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在無從借書的蜀中，這如何能辦到？所以，唯有求助于“前輩通人考求定者”。

據蘇州圖書館藏無名氏《莫邵亭手鈔知見書目》抄本封面題識：

此目錄乃鈔莫邵亭先生手鈔本。標記半用邵位西所見經籍筆記，又汪鐵樵朱筆于邵本勘注，并增入邵亭所見所知。惜僅有經史而無子集，倘他日補鈔完全，亦一快事。所見張香濤學使新撰《書目答問》，即以此書為藍本。

其實關于《書目答問》以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為藍本一事，當年尊經書院的院生就有知道底細者。例如，廖平、楊銳是第一批入尊經書院肄業的學生，而且成績優異，深得張之洞器重，名列“尊經五少年”。吳虞《愛智廬隨筆》記錄了與廖平的一次談話，其中就提到：“《書目答問》為莫子偲底本，或言謬（繆）小珊也。”此處的“或言”指楊銳，《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條曰：“華陽楊叔翹（嶠）銳曰：此目出江陰繆小山荃蓀之手，實非之洞之書。”

所謂“莫子偲底本”就是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以下簡稱《郘亭書目》）的鈔本。由于此書刊行于宣統元年（1909），距莫友芝去世已近四十年，其間僅有鈔本流傳。據《莫友芝年譜長編》，莫友芝與張之洞初識于咸豐九年（1859），當時二人同在京師，私交甚篤。該年歲末，莫友芝離京，張之洞有《送莫子偲游趙州赴陳刺史鐘祥之招》一首送別。同治六年（1867）十月，莫與張偕行至無錫，作竟日之談，離別時互有饋贈。同治八年（1869）二月莫對張又有書信饋贈。是年十一月，二人有書信往來。《郘亭書目》的鈔本極有可能是張之洞在與莫友芝交往中得到的。而且，莫友芝比張之洞年長26歲，與《書目答問略例》中提到的那位“前輩通人”吻合。

為證明《書目答問》以《郘亭書目》為藍本，下面從《書目答問》中抽取史部載記類，與《郘亭書目》作一對比：

從列表可以看出，以上十三種書，《郘亭書目》與《書目答問》互異之處有五（皆以黑體字標出）。其中，《西夏書事》一種，《書目答問》未標明卷數，說明作者并未見過此書，只是有所耳聞。而且，當時尊經書院的師生也沒見過這本書。例如，光緒五年八月七日，王闿運就因此書而與尊經院生有過一場爭論：“謝生樹楠呈友松《西夏事略》，廖季平云張孝達見一種，楊生鳣塘云或即此書也。孝達注云‘時人作’，非前代成書明矣。”可見，由于《書目答問》語焉不詳，竟有尊經院生將開縣陳昆的《西夏事略》誤認為是吳廣成的《西夏書事》。《江南野史》一種，《郘亭書目》所列四庫依抄本、淡生堂馀苑本非普通讀書人所能見，故《書目答問》易之以常見的續百川本、函海本。馬令《南唐書》一種，《書目答問》僅多添“江西翻本惡”一句，為《郘亭書目》所無，恐怕是版本太劣，莫友芝沒有著錄。因此，《書目答問》比《郘亭書目》多列出版本的僅有《鄴中記》《九國志》兩種。

假如上述列表尚不足以證明《郘亭書目》與《書目答問》之間的關系，那么，試再舉一例。陳垣先生《藝風年譜和書目和問》引到光緒九年（1883）陸心源致潘祖蔭的信札。

張中丞所刊《書目答問》，世頗風行。如《考古續圖》，流傳絕少，惟天祿琳瑯及葉氏平安館有其書，《答問》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駢體；毛岳生、吳仲倫、劉孟涂、管異之，稱姚門四杰，而獨遺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

陸心源信上指出的三處硬傷，第一處錯得匪夷所思，《郘亭書目》準確著錄了此書的作者、卷數和版本，而《書目答問》不僅將罕見的《考古續圖》注為通行本，而且將《考古圖》作者呂大臨誤作呂大防，將“《釋文》一卷”誤作“《釋音》五卷”，這些是照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都不會犯的錯誤。何以至此，令人費解。剩下兩處硬傷均涉及“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的內容。按張之洞的說法，《書目答問》中有十之三四的書是《四庫全書》未著錄的。陸心源所舉朱珪《知足齋文集》、毛岳生《休復居詩文集》、吳德旋（仲倫）《初月樓文鈔》、劉開（孟涂）《劉孟涂集》、管同（異之）《因寄軒文集》這五種書都在《四庫全書》未著錄之列。由于《郘亭書目》基本上只著錄《四庫全書》已收書的版本，故沒有著錄上述五種書。因此，《書目答問》在編撰時就失去了征引的憑據，頻頻出錯。著錄朱珪《知足齋文集》，既不知其卷數，又不知集中所收全是散文，沒有駢文，列入“國朝駢體文家集”，鬧了笑話。著錄“國朝桐城派古文家集”時，“姚門四杰”遺漏了毛岳生的《休復居詩文集》。剩下的三杰，除劉開的《劉孟涂集》著錄正確外，吳德旋《初月樓文鈔》誤作《初月樓集》，并且標不出卷數。管同《因寄軒文集》誤作《管異之文集》，也標不出卷數。

正是由于《郘亭書目》的上述不足，導致張之洞在編撰《書目答問》時遇到很大麻煩。據繆荃孫回憶，張之洞編《書目答問》時，他隨同助理。有一次，張向他提起邵懿辰的《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說此書“當時惜未傳錄，否則出諸篋中，按圖索驥，數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兩月，尚未愜心貴當也。”為什么說如果用《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按圖索驥，不過“數日事耳”，而“如今考及兩月，尚未愜心貴當”呢？因為《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增入了大量《四庫全書》未收的書，可省不少事。而《郘亭書目》沒有收這些書，要增補這些“修四庫時所未有進十之三四”的內容（近1000種書），要花費很大一番工夫。

盡管《書目答問》對近現代學術影響巨大，但是，它最初在書院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還很少有人提及。光緒元年（1875），《書目答問》初刻于尊經書院，這一年尊經書院才剛剛創建，第二年它又與《輶軒語》合刊，成為此后二十多年中尊經院生的必讀書。尊經院生劉光謨曾用“通經達史，博學能文，講求根柢，以期大成”這十六個字概括尊經書院的辦學宗旨。而《書目答問》所顯示的正是這種“通博”、“大成”的學術氣象。

錢穆說：“每一時代的學者，必有許多對后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循此推尋，不僅使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學術上的門徑和方法，而且各時代學術的精神、路向和風氣之不同，亦可借此窺見。”光緒初年編撰的《書目答問》，從尊經書院開始，一直影響到全國，正是這一時期學術趨向的反映。此后，這種“通博”的趨向在尊經書院更是突破中學的疆界，進而發展到西學領域。光緒二十二年（1896），尊經書院山長宋育仁從上海等地采購回大批書籍，供書院的院生們研讀。四川大學檔案館《四川高等學堂檔案》保存了宋育仁當年采購書籍的清單。在這份采購清單中，除為了補足張之洞《書目答問》所列書目外（如《大清一統志》《算學啟蒙》等），還購藏了大量西學書籍，門類包括社會科學的歷史、經濟、法律、政治、文學；自然科學的礦業、冶金、礦物學、工業技術、交通運輸、軍事、力學、聲學、光學、化學、化工、動力工程、數學、地理、天文學、氣象學等方方面面。這些西學書籍的涵蓋面之廣，已遠遠超出了當初《書目答問》所劃定的知識范圍。但是，綜觀尊經書院教育活動的變化發展，我們認為，《書目答問》所奠定的規模和基礎，仍然是中西會通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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