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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記 》是1918年魯迅先生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型短篇白話小說，首次采用了“魯迅”這個筆名，抨擊出了社會中的人吃人制度，最早發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5號上。這篇文章也被收錄在魯迅先生的小說集《吶喊》當中。

《狂人日記》的創作，是魯迅在經歷了沉默與思索之后的第一聲吶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來的憤怒、怨恨、不滿、焦慮，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種復雜的情緒，也必然地體現了他多年來對中國歷史的深思和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是一篇徹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創作的“總序言”。

小說一開場，登場的是人物的意識，魯迅不用很亮很清之類的單一視覺的文字，而用“很好”這樣綜合意識來把握月光。接下來，“我”出場了，但對于讀者來說，“我”無形無狀，更不用說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輕是年老，實質上，“我”即“我”的意識在繼續牽著讀者走：“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對“很好的月光”這種感覺的意識重認；“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這一句，是意識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這是意識重認后新意識的出現；“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新出現的意識開始把新的客觀對象納入意識范圍———注意，此處不是對趙家的狗那兩眼的客觀描述，而是意識對于這一事實的一種把握。“我怕得有理。”這一句，意識走向判斷。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貫穿整部小說，都不難得出意識流動的軌跡。因此，從這一視角看，《狂人日記》是一部展示意識過程的一部小說，簡單說，《狂人日記》是一部意識性小說。

再次，在小說的結尾，有這樣的一句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所以，魯迅此處冠以“我”有“四千年履歷”，并把“真的人”與“我”相對，暗示著“我”并非具體存在的人而是一種藝術設置，當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載某種人的意識，但在《狂人日記》中，這個人又不會是真實的具體的“迫害狂”病人，魯迅作為藝術家不會像醫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樣，去記錄描述一個病患者的癥狀。

在《狂人日記》中，假如從一個“迫害狂”患者的角度來看，魯迅對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現這一患者的特征規定是極少的，“我”無名無姓，沒有病因解釋，沒有病史說明，所生活的環境和時代也有極寬的范圍。而另一方面，魯迅又極為精細傳神地把握“迫害狂”這類患者的共同特征。這說明，“我”作為一個具體存在并不重要，魯迅對于狂人的選擇并不在于這個狂人是誰，而是因為選擇狂人符合于魯迅的藝術設置和藝術表述，假如小說中的“我”是一個一般的人，那么魯迅就無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這一意識。

從小說的實際情況來看，“我”這一狂人所表現出來的病狀是“迫害狂”一類的共同特征。實際上，“我”只是一個承載物。一方面，“我”承載著狂人所共有的病狀，以達到小說所要求的藝術真實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狀在某一層次上與作家所要表述的東西相吻合。而在具體的文本創作之中，作家不可能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從所選擇的人物性格特點和發展規律，融入自己的東西。由于藝術選擇加上藝術家的藝術表述能力，魯迅的《狂人日記》一方面極為真實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狀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極為巧妙地昭示小說并不是要表現“迫害狂”的征狀，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載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實是作者自己的東西。也即魯迅之所以選擇狂人是因為狂人有顯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著魯迅“多疑”意識的內核表述。所以魯迅選擇了狂人來承載“多疑”這一意識，作者著重要表現的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我”所承載的意識“多疑”。

經過這樣一番梳理，《狂人日記》這一部小說可以說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載的“多疑”和封建理論并依據這一意識的某種特征展開的小說。《狂人日記》的主題，據魯迅說，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魯迅以其長期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深刻觀察，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封建主義吃人！

魯迅曾說，《狂人日記》“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的確，《狂人日記》在近代中國的文學歷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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