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習慣緊鎖眉頭思考問題的著名核物理學家走了。1月16日，“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于敏院士因病辭世，享年93歲。

“55年前，我從莫斯科留學回來后進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接觸到他，從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導下工作。”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訴記者，非寧靜無以致遠，是于敏生前特別喜歡的格言，也是他事業和人生的寫照。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我安慰了。”生前于敏曾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為國家需要轉身

1961年1月，于敏迎來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來，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這次轉身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盡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于敏的名字“隱形”長達28年。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于敏與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復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在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中，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終于挑出了3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鋪著稻草的鐵床床頭，做進一步分析。

剝繭抽絲，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于敏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爆炸當量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在此之前的1966年12月28日進行的氫彈原理試驗，是我國掌握氫彈的實際開端。

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突破氫彈，我國僅用時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

審時度勢預則立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采訪時，于敏指著報道中的一句話——“不用進行間諜活動，北京可能已經自力更生實現了自己彈頭的小型化”對記者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他話鋒一轉：“但我們不是‘可能’，是‘已經’實現了小型化。”

干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1/25。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要好幾年才能緩過勁來。老于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過學。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時，稱他是“土專家一號”。于敏對此頗多感觸。

“在我國自己培養的專家中，我是比較早成熟起來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說，科學研究需要各種思想碰撞，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更有利于成長。

由于保密和歷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帶的學生不多。藍可是他培養的唯一博士。

博士畢業時，于敏親自寫推薦信，讓藍可出國工作兩年，開闊眼界，同時不忘囑咐：“不要等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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