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近10年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曾帶領研究團隊，針對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工作者做過3次大范圍調研，分別是2009年、2014年和2017年，結果毫無例外地發現，相比于全國普通人群，前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略高，超八成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良好。

然而縱向來看，相比于2009年的結果，2014年科技工作者在心理健康量表上的得分略有下降。2017年的情況與2014年相似：近1/5的科技工作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現，48.1%具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問題，6.8%在一個月內產生過自殺意念。

科技工作者，一個具有較高才智和成就追求的社會群體，同時是“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高壓人群，習慣性的加班熬夜缺覺，長時間的重復實驗研究，以及發論文、出成果、爭項目的壓力，讓冷板凳也坐出不少焦慮。

這其中，自嘲為“青稞”“青椒”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群體，漸漸成為“青焦”。調查發現，相比于中老年科技工作者，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慮水平更高。

前不久，由陳祉妍擔任副主編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正式出爐，這是我國第一部心理健康藍皮書，其中就收錄了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這一專題研究。

課題組這3次調查主要采用問卷形式，其有效問卷分別為14165份、7957份、13305份，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對象的平均年齡分別為37.6歲、28.3歲、37.1歲，側重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超1/5受訪科技工作者有抑郁傾向

談及心理健康，抑郁似乎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對被調查人員測評的15個“常見心理疾病知曉度”中，抑郁癥的知名度最高，而像驚恐障礙、讀寫困難等心理疾病的知名度最低。

陳祉妍說， 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加大，抑郁在當今時代已被稱為精神疾病的“普通感冒”，在各類人群中越來越常見。

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2009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有17.7%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現。

進一步統計發現，有67.3%的科技工作者不存在任何持續的抑郁癥狀，有90.2%的科技工作者持續癥狀少于或等于兩項。可見，大多數的科技工作者并沒有持續存在的抑郁狀態。

陳祉妍說，抑郁是個體情緒低沉、沮喪、悲傷等多種不愉快反應綜合而成的生理、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多維障礙。作為一種負性情緒，抑郁會嚴重影響到個體的認知方式、正常的學業以及人際交往活動。

2014年的調查結果表明，75.7%的人無抑郁傾向; 24.4%的人有抑郁傾向，其中4.2%的人有抑郁高風險。

科研人員進一步統計發現，有83.3%的科技工作者不存在任何持續的癥狀;有96.5%的科技工作者持續癥狀少于等于兩項。陳祉妍說，這讓人們再次發現大多數的科技工作者并沒有持續存在的抑郁狀態。

最新一次調查是在2017年，結果表明，77.8%的人無抑郁傾向;22.2%的人有抑郁傾向，其中3.2%的人有抑郁高風險。

陳祉妍說，從3次的調查數據來看，2009年的調查發現科技工作者抑郁問題最少，而2014年和2017年的調查結果比較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抑郁得分在性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3次的調查都發現，男性中有抑郁表現的比例高于女性，抑郁總分高于女性。從抑郁情緒、軀體癥狀、積極情緒缺失3個具體方面來看，男性和女性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女性相對較多表現在抑郁情緒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多表現在軀體癥狀方面;男性比女性缺乏積極情緒。

在2017年這次調查中，陳祉妍課題組詢問科技工作者“您最近是否想過自殺”，結果顯示，有3.0%的科技工作者在最近一周有過自殺意念，最近一個月想過的占2.8%，最近一年想過的占5.4%，沒有想過的占88.8%。

科研人員發現，抑郁水平與自殺意念有密切的關聯，抑郁人群的自殺意念通常高于普通人群。在高抑郁水平的2941人中，有27.1%的存在自殺意念。

從年齡上看，在一個月內產生過自殺意念的科技工作者中，35歲及以下的科技工作者占此年齡段總人數的10%，36～30歲的占此年齡段總人數的9.5%，50歲及以上的占16.8%。50歲及以上科技工作者有自殺意念的比例最高。

隨著學歷的上升，出現自殺意念的人群比例也越來越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群體中有40%的出現過自殺意念，遠高于其他學歷人群。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有自殺意念的人群比例在10%左右，其中博士最低，為9.6%。

不過，自殺意念并沒有那么“嚇人”。按照陳祉妍的解釋，所謂自殺意念，指的是自殺的想法。自殺意念有各種程度，包括偶爾閃過的念頭、持續的想法、深入的考慮乃至詳細的計劃等。

“大多數產生過自殺想法的人并不會嘗試自殺，但自殺意念是自殺的風險因素之一。”陳祉妍說。

48.1%受訪科技工作者有焦慮問題

相比之下，焦慮的“傳播度”雖然沒有那么高，卻以更大比例和程度“潛伏”在人們身邊。

最新一次即2017年的調查顯示，有39.9%的科技工作者具有輕度焦慮問題，有6.3%的具有中度焦慮問題，有1.9%的具有重度焦慮問題;只有51.9%的科技工作者沒有焦慮問題。

陳祉妍說，科技工作者焦慮問題的特點是輕度焦慮普遍存在，而較為嚴重的焦慮問題則較少。

她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所調研的科技工作者，通常包括工程技術人員、農業技術人員、科學研究人員、衛生技術人員和自然科學教學人員等。事實上，在此之前，我國以往比較缺乏對全國科技工作者進行的心理健康調查與研究。

中國科協自2002年起開展系列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其中，2002年的“非公有制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科技工作者調查”、2003年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中涉及工作壓力狀況調查，是與心理健康密切相關的內容。調查結果顯示，大量科技工作者主觀報告壓力很大。

在陳祉妍看來，焦慮是每個人都會體驗到的正常的心理狀態，適度的焦慮能夠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地解決問題;但過度的焦慮會讓人感到痛苦，而且極具破壞性，使學習和工作受到嚴重影響，簡單的任務也變得難以完成。

就2017年的調查來看，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慮水平較高，而中老年科技工作者的焦慮水平較低。50歲及以上年齡組的焦慮得分顯著低于其他年齡組。

此外，研究生學歷的科技工作者焦慮水平較高，碩士學歷科技工作者的焦慮量表平均分為4.63分，博士學歷科技工作者的焦慮量表平均分為4.75分，兩者均顯著高于大學本科學歷的科技工作者的得分4.37分。

科研人員還發現，工作年限較長者焦慮水平較低，在本單位工作30年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其焦慮平均值為3.82分，顯著低于其他工作年限組。

24.1%受訪科技工作者24時以后上床休息

這3次調查，并未止步于簡單地呈現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狀態，陳祉妍課題組還試著尋找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比如日常工作時間、睡眠、運動等。

2009年的調查發現，我國科技工作者平均每天工作8.33±1.70小時，最長達16小時。55.31%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7～8小時，33.8%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其中22.61%每天加班時間在兩小時以上。

陳祉妍說，經推算，我國科技工作者每周(7天)的平均工作時間為58.31小時，這一結果與歐盟科學職業的靈活性與連續性項目所發現的科學家平均每周工作60小時左右的情況基本一致。

調查還發現，有26.07%的科技工作者實行的是彈性工作制，他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8.52+1.99小時)，要比未實行彈性工作制的人(8.27±1.59小時)更長，其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的比例為31.20%，遠大于未實行彈性工作制的，后者這一比例為19.65%。

5年后即2014年的調查發現，我國科技工作者每周平均工作5.5天，工作時間內每天平均工作8.6小時，高于每周5天、每天8小時的國家法定工作時間，也高于非科技工作者每天平均8.1小時的工作時間。

具體來看，有40.5%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或以上，有11.2%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時間10小時或以上。

陳祉妍說，過長的工作時間對心理健康具有負面影響。每天工作時間不同，科技工作者在認知效能和情緒體驗上的表現會有所差異，抑郁情緒也不同。

比如，每天工作10小時以內，情緒體驗和認知效能都隨工作時間的延長而呈上升的趨勢，抑郁情緒也逐漸減少，工作時間延長并沒有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有促進作用。

不過，當每天工作時間等于或超過10小時，科技工作者的認知效能會有所下降，且情緒體驗較差，抑郁情緒較多。陳祉妍說，這說明，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8小時左右且不超過10小時，對情緒健康是比較有利的。

睡眠方面，在2009年、2014年和2017年的調查中，科研人員均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作為測量工具。2009年的結果顯示，我國科技工作者中“睡眠有問題”的占17.3%;處于“邊緣狀態”的占8.3%;睡眠質量正常的人占74.5%。

值得注意的是，晚睡從各個方面都對睡眠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同23時以前上床睡覺的人相比，23時以后上床睡覺的人，睡眠質量差、睡眠時間短、睡眠障礙和日間功能障礙多、睡眠效率更低，他們對自己的睡眠質量也更不滿意。

201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科技工作者平均睡眠時長為7.82±1.10小時，有24.4%的科技工作者每夜實際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2017年的調查也發現大量科技工作者存在睡眠不足的情況，其中有8.3%的人睡眠時間嚴重不足，每日睡眠時間低于6小時。

具體來看，僅有6.6%的科技工作者會在22時前上床休息，26.6%在22~23時上床休息，42.7%在23~24時上床休息，24時以后上床休息的科技工作者則達到了24.1%。同時，有16.0%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半小時及以上的時間入睡。

就性別、年齡、收入和職稱來看，男性科技工作者睡得更晚，睡眠時間更短;青年科技工作者睡得最晚;正高職稱群體睡眠狀況最差;收入越低，睡眼狀況越差;學歷越高，越傾向于晚睡。

陳祉妍說，3輪數據均顯示睡眠與心理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可以說，個體的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水平顯著正相關，睡眠好的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相應也較高，“睡眠時間越長，抑郁和焦慮的情緒越少;睡眠質量越好，抑郁和焦慮程度越低”。

超半數受訪科技工作者有心理服務需要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盡管不少科技工作者認為自己有心理問題，甚至需要心理服務，但只有少數愿意選擇心理咨詢。

2014年的調查顯示，科技工作者普遍覺得需要自我調節(67.59%)和人際交往(65.11%)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識，有一半以上的科技工作者覺得需要職業指導(55.51%)和教育孩子(49.18%)方面的心理服務，有43.78%的認為需要婚姻與家庭關系方面的指導，有42.49%的認為需要心理疾病的治療與預防知識。

2017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科技工作者覺得需要自我調節(56.86%)、人際交往(50.56%)和教育孩子(50.37%)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識;職業指導(41.35%)、婚姻與家庭關系(37.81%)的選中率也在四成左右。

不過調查同時發現，大多數科技工作者感到無法便利地獲得心理健康服務。2014年的調查顯示，雖然近一半的科技工作者認為人們的心理問題嚴重，但絕大多數科技工作者(78.9%)感到無法便利地獲得心理咨詢服務，僅有21.1%的科技工作者感到能便利地獲得。2017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科技工作者(67.2%)感到無法便利地獲得心理咨詢服務，僅有32.8%的科技工作者感到能便利地獲得。

2017年，課題組專門對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問題的求助障礙進行了考察，從心理問題求助的羞恥感，包括污名化、對自我評價的影響、對專業心理服務的認識和了解等方面，了解阻礙我國科技人員遇到心理困擾時主動尋求心理援助可能的顧慮和困難。

結果顯示，約有20%的科技工作者對于心理問題的求助存在顧慮，認為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會引起他人對自己的負面評價，自己對自己也會因此產生消極的看法。科技工作者認為求助會對自我評價產生負面影響，分別有13.3%和12.2%的科技工作者明確表示如果向心理醫生求助，會讓自己感到自卑或認為自己不那么聰明。

這一年的調查還發現，有50.2%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當自己有心理問題時，可以自己來解決，近四成的科技工作者表示心理問題忍一忍就過去了。

與之相關的是，如果不能自己解決心理問題，約有1/4的科技工作者還會因此對自己產生消極的評價，而這種對自己的責備和要求可能正是造成或加重心理問題的原因之一。

陳祉妍說，如果心理健康狀況出現問題又不能得到及時的干預，往往會給科技工作者自身、家庭和整個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國科技發展的奮斗目標是，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這意味著，科技工作者肩負重任，而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直接影響著創新能力的發揮。

正如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傅小蘭所說，國民心理健康不是一個簡單的平均數，而是在不同人群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一些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科技工作者就是其中一類。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邱晨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張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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