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黑掃回一座博物館

山西打擊文物犯罪，追繳大量被盜珍貴文物

本報記者孫亮全、胡靖國

“晉公盤”，刻銘文183字，詳細記載晉文公長女孟姬嫁楚史實。

“獸型銅觥”，商代盛酒器，香港1300萬元拍賣，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贗品調包，致拍賣流產。

西漢“彩繪青銅雁魚燈”，另一種風格的“長信宮燈”，因其珍貴精美，文物販子不舍出手，準備將其作為傳家寶，留給子孫后代。

……

在山西太原，即將開館的“山西青銅博物館”，引發了人們的關注與期待。

這是一座極為特殊的博物館，不僅因為它陳列的許多文物都是“國寶重器”，更奇特的是，這其中的大部分珍貴文物還有另外一重“身份”——追繳回的被盜文物。

每件文物，都記錄和訴說著一段塵封往事，此前它們星落各地，有的被不法分子私藏，有的流落國外，或將再難與幾千年后的中華子孫見面，一些珍貴史實，或就此湮滅。

這些珍貴文物，每件都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后世子孫文化自信的珍貴載體，都是中華民族文化根魂的組成部分。每件文物的背后，寫滿了犯罪分子的斑斑罪惡。文物追繳的過程，見證著辦案民警的血汗與付出。

南征北戰，余孽未消

山西地處黃河中游，是早期人類的主要棲息地之一。目前發現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5萬余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52處，位居全國第一。

考古表明，遠古時代，山西南部曾是人類初曙的起源地，地下文物豐富。

但文物富集也產生了罪惡“伴生物”——盜墓。盜墓自古以來就不光彩，于今更為法律所不容。

一名老刑警打擊文物犯罪30多年，他的回憶或可揭示晉南地區盜墓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在建設路橋等工程中，不斷有墓葬被發現，各種文物流出，做工的當地人開始嘗到文物的甜頭。施工隊撤走了，“技能”卻留下了，他們拿著大鏟小锨奔赴各個可能出土文物的地方。

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催動下，晉南盜墓日漸猖獗，“要想富，去挖墓”“全國盜墓，聞喜鼻祖”等順口溜層出不窮。“當時在一些村子‘一戶抓一個有冤枉的，隔一戶抓一個就有漏網的’”，這名老刑警這樣形容當時的“盜墓盛況”。

但由于當時法律不完善，挖了也就挖了。業內人士介紹，彼時法律規定確實存在一些缺陷，如1982年的文物保護法規定，盜墓當以盜竊罪論處，“往往罰點錢就算了”。

這個罪惡的行當中，一些人開始顯露。代表者就是后來綽號“侯百萬”“郭千萬”“鄭億萬”的侯林山、郭秉霖、鄭曉林等。侯、郭是20世紀80年代停薪留職的侯馬橡膠廠工人，勾結了廣州等地文物販子，從三兩成群、鼠竊狗盜地盜挖古墓、倒販走私文物，十年間發展成盜購銷一條龍的犯罪集團，他們還和境外文物犯罪分子相互勾結，大肆盜販國家文物。

他們在晉南一帶及周邊省、市長期從事盜掘古墓葬、倒賣文物的犯罪活動，致使數以萬計的文物遭到破壞。價值連城的佛頭、菩薩身首異處，珍稀國寶不斷流失海外。公開報道顯示，自1985年發現盜掘古墓以來，晉國遺址只要是公開發表過資料的地方，全部被他們鉆探，內有制器和玉器的古墓，全部被他們洗劫一空，墓地景象凄涼。

針對這種猖獗的犯罪活動，山西省1995年組織開展了一場以晉南打擊文物犯罪、晉北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為中心的“南征北戰”專項斗爭。晉南“侯百萬”“郭千萬”為首的多個涉黑文物犯罪集團成員紛紛落網。侯林山、郭秉霖等多名首犯、主犯被執行死刑。侯、郭等犯罪分子落網后，港澳臺及海外中國文物的價格一度猛漲。

但打擊并不徹底，一批逃犯不了了之，盜墓和黑惡勢力也并未真正消失。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跟隨“鄭億萬”的侯金發，作為“南征”重大文物逃犯之一，就是其中的“漏網之魚”，之后他重操舊業。

盜墓賊霸占“考古新發現”

2019年3月，“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的山西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項目，因對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結構、葬俗、墓道功能與等級關系提供了極好的資料，位列其中。

酒務頭墓地位于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河底鎮酒務頭村西北，處于垣曲盆地、運城盆地、臨汾盆地交匯的要沖之地，是古代從河南進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學文化交融的關鍵地帶。考古發現商代晚期墓葬12座，車馬坑6座以及灰坑5個。

專家點評稱，該墓地的發現與發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僅為“匿”族青銅器找到了歸屬，也填補了晉南地區晚商遺存的空白，對于認識晚商文化的區域類型、商王朝西部勢力范圍的變遷、中央對地方管控方式和國家政治地理結構等課題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誰又知道，這個“考古新發現”竟一度被壟斷在盜墓賊手中，5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中只有1座沒有被盜。控制酒務頭墓地的就是聞喜“盜墓黑幫”，其頭目正是侯金發。

自幼習武的侯金發，20世紀80年代末因跟隨他人盜掘古墓葬、倒賣文物，被勞動教養，后重操舊業，1995年被確定為“南征”十大文物逃犯之一。隨后，侯金發與其兄弟、公安部A級逃犯、曾涉嫌倒賣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珍貴文物的侯金海再次招兵買馬，以盜販文物起家，逐漸發展形成以侯氏兄弟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他們公開開設賭場、吸毒販毒、敲詐勒索、無惡不作。

梳理判決書發現，侯金發與侯金海等人自1993年起通過收編、豢養“盜墓高手”，搶占“墓葬地盤”，“流水線作業”，形成盜販文物的罪惡鏈條。市場上一出“新貨”，他們就千方百計打聽到出貨地點，暴力搶占，再安排豢養的盜墓賊去盜挖。酒務頭墓地正是這樣得來。

“2014年第一坑被盜，人們開始知道酒務頭有墓，尤其是侯家，通過買通、擺平等暴力方式逼迫盜墓人員，一是要貨，二是逼問從哪挖的。”專案組成員段林輝說，聞喜有個商代墓區，不少人蜂擁而至，猶如拾金。

相較于“前輩們”，他們的盜墓手法已經“升級”，從原來的洛陽大鏟、小鏟盜挖，發展成火藥炸墓、持槍盜墓。個中“高手”依靠一根探桿帶出來的土樣和手感，就知道底下有沒有墓以及墓的具體位置。

“黃金榮”壟斷“國保區”

2006年，性格剛硬的聞喜縣公安局副局長張少華被排擠離開，2016年1月，張少華被調任聞喜縣公安局局長崗位。3月份即開始帶人秘密偵查侯氏“盜墓黑幫”的張少華，在山西省公安廳和運城市公安局的支持下，正式對其立案(“6.03”專案)偵查，逐漸揭開了這個巨型盜墓黑社會的面紗。同年6月3日，侯金發落網。

隨著偵查的深入，隱藏在“盜墓黑幫”背后的“保護傘”、聞喜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景益民逐漸被揪了出來。

景益民被稱為聞喜縣的“黃金榮”。一些老民警回憶，景益民曾變相控制聞喜縣公安局二十年，在其擔任刑警二隊副隊長時，就能遙控公安局長甚至一些縣市領導。在此情況下，景益民逐漸與黑惡勢力勾結，黑白通吃，造成長期負面的影響，不少民警價值觀扭曲，視其為“偶像”。“跟著景局長，吃香的喝辣的，有前途有奔頭。”

據專案組民警介紹，景益民與侯氏“盜墓黑幫”頭目侯金亮為發小，二人除共同經營酒店、開發房地產外，侯金亮在景益民縱容下，自2004年起長期擔任緬甸百家樂網絡賭博總代理，形成涵蓋多省市的賭博網絡，僅在聞喜縣查實的涉案賭資就超過2億元。“侯氏”還壟斷了當地的毒品販賣等市場，“聞喜縣只要能掙錢的產業，侯家都要插一腳”，當地百姓一度“談侯色變”。

為了保護眾多的“國家寶藏”，聞喜警方專門成立了文物犯罪偵查大隊，但在巨額經濟利益驅動下，一些保護文物的民警竟淪落為保護犯罪的“工具”。

盜墓分子供述，盜一個墓至少需要兩個晚上，第一晚探出來炸好，第二晚“清貨”，這需要連續作業數個小時。為了絕對安全，他們便以每晚數萬元的價格從相關人員手中“購買時間”，讓民警巡邏時繞過作案區域。

法院審理查明，自2010年起至2016年，景益民在任聞喜縣公安局副局長期間，為盜墓團伙、特別是黑社會骨干分子張成俊等人提供保護，安排公安局文物犯罪偵查大隊民警李安吉、李曉東在值班巡邏時有意繞開盜墓地點，為實施犯罪提供保護。張成俊伙同被告人李福學、任清河等7人先后共同或分別結伙在聞喜縣境內的國家級古文化遺址保護范圍內和周邊盜掘古墓葬26起，盜得青銅器等文物100余件。

在充當“保護傘”的同時，他們還“監守自盜”，親自組織盜墓。景益民網羅了“南征”逃犯、“盜墓專家”李福學等人將國保單位、東周時期的上郭古城和邱家莊墓群當成“自家后院”，據為勢力范圍，組織盜挖古墓11次13處，將所盜文物直接販賣。

不良示范之下，不少民警紛紛效仿，組織團伙，盜墓發財。聞喜縣公安局民警張選忠自2005年以來，組織參與盜墓團伙多次盜掘國家、省、縣級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造成國家文物大量流失。

2018年9月，景益民、李福學、李安吉等人二審被判處無期徒刑，李曉東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至6年不等刑期及相應財產刑。

聞喜縣公安局另一名副局長金勇，在分管文物犯罪偵查大隊工作期間，為盜墓團伙能順利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范圍內實施盜墓，安排人員提供幫助并分得贓款，大肆進行盜墓活動，共盜掘古墓葬14起16處，造成大量文物流失和古墓損毀，被判處無期徒刑。

流失一件器物，湮滅一段歷史

“6.03”專案組曾追繳回來五只青銅鼎的碎片。專案組成員任寶申說，盜墓人員在辨認時說，其中一根鼎腿就能買一輛車。“盜墓時因東西太大，盜洞直徑不夠，出不來，就打碎了。”

“最可恨的就是盜墓時用炸藥炸，好好的東西都給炸碎了，即便后期再拼到一塊，也畢竟已經壞了。這對文物損害是最大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吳振烽說。

專家表示，盜墓致使珍貴文物流失，擾亂了完整的陪葬系統，而隨著古代文化遺存的消失，一段歷史或就此消失，直接影響專家們的研判和對歷史之謎的解讀。

山西博物院鎮館之寶“鳥尊”，因盜墓者使用炸藥盜掘，致“鳥尊”尾部象鼻一段長期缺失，雖然后來找到但仍未原裝呈現;晉國博物館鎮館之寶“晉侯列鼎”，原本是“五兄弟”，現在分散在晉國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美國、臺灣等地。晉國博物館館長孫永和說，2002年，5件列鼎和晉侯穌鐘在上海“團聚”了一次，展完后又“各回各家”。

專家指出，一些重要器物上有銘文，是對史料的重要補充。例如，晉侯穌鐘上355字的銘文記載了公元前9世紀晉國第七代國君穌隨周天子出征，并立功受賞的歷史;子犯和鐘被盜倒賣出境，后幾經輾轉被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上面132字銘文講述了晉楚之間城濮之戰的歷史。

與此同時，重要器物被盜，擾亂墓葬環境，割裂了文物語境，對研究喪葬制度和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破壞巨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京燕在陶寺北墓地一座被盜的女性墓中發現了玉石器和動物祭祀掩埋層，這是在全國東周考古中首次發現，可惜墓葬被盜，喪葬制度的研究缺少了實物論證。“每座墓葬都是個整體，被擾亂后，文物就成了碎片，原生環境破壞了，第一手資料沒有了。”談及此，王京燕幾欲落淚。

此外，小到諸侯國的研究，大到中國歷史進程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酒務頭墓地修正了學界認為晉南地區缺少晚商階段遺存的認識。4000年前的陶寺遺址、清涼寺遺址對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重要意義，但是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盜掘。

“前進還有活路，后退死路一條”

“6.03”專案組有個微信群，這幾年，每天早晨六七點鐘，專案組成員都要在群里報個到，哪怕是忙到凌晨四五點剛睡下。“其實就是互相報個平安，告訴大家，我還活著!”張少華說。

“跟蹤、盯梢、電話威脅，甚至高速上制造車禍。”“6.03”專案組民警說，案件偵辦過程充滿了驚心動魄，張少華等一線民警更是槍不離身。

案件偵辦期間，聞喜縣公安局門口、通往各文保區的路口每天都有人盯梢。連110的接線女輔警都是對方的眼線，本該查看國保區監控視頻的她，把屏幕調成辦公樓攝像頭，對準了張少華的辦公室。高速路上也有車輛尾隨并試圖制造車禍，面對危險，張少華曾連開三槍。

張少華輕易不敢回家，公安局也沒人知道他家人住在哪里，每次回家都要七拐八繞，進了小區還要盤旋半天防止盯梢，就這樣老家門口還是被放了冥幣。幾年間，張少華的孩子不被允許輕易出教室，上下學由張少華的戰友接送。

2017年，記者第一次見到張少華。因不清楚記者來意，在辦公室接受采訪時，他開口前把槍掏了出來放到了桌子上。

那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人雖然抓了，但專案組面對的壓力卻更大了。四面八方，招呼不斷，有人要求將一些犯罪嫌疑人“取保”放掉，還有人要對張少華等專案民警“調查”“下手”……

在最危急的時刻，轉機出現了。2018年1月，在中央部署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前夕，“盜墓黑幫”案得到了中央高度關注，隨后全國掃黑辦開始重點督辦。聞喜“盜墓黑幫”案成了“掃黑第一案”。

到目前，聞喜“盜墓黑幫”案中，共打掉以侯氏兄弟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和23個盜掘古墓葬團伙、25個網絡賭博團伙等，破獲刑事案件381起，抓獲犯罪嫌疑人516人，追繳文物3644件，查扣涉案資金等價值約2.2億元。挖出聞喜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景益民、金勇等27名警務人員及14名其他公職人員涉嫌犯罪的事實。2018年10月，聞喜“盜墓黑幫”侯金發、侯金海等5名主犯依法被判處無期徒刑及以上刑罰。

2018年12月，公安部為山西公安機關偵破“6.03”涉黑案專案組記集體一等功，授予張少華二級英雄模范光榮稱號。

追回重器，保護根魂

以“盜墓黑幫”案為龍頭，2018年3月，山西開始向文物犯罪“亮劍”，提出開展新中國成立以來力度最大的、為期三年的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作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截至目前，山西公安機關已累計破獲文物犯罪案件891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488人，打掉文物犯罪團伙171個，追繳涉案文物25000多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29件、二級文物266件、三級文物1008件。

這些文物，正是“山西青銅博物館”的陳展主體。

專項行動中，破案數、抓獲犯罪嫌疑人數和追繳文物數均超過前十年總和，有力遏制了山西文物犯罪多發勢頭，一度猖獗的盜掘古墓葬犯罪自2018年5月以來保持了“零發案”。

除了采取異地用警，一把手親自擔任專案組組長，追文物、追逃犯、追資產和深挖犯罪鏟除“保護傘”的“三追一挖”“四不放過”等超常規措施外，山西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政委史水鴻說，關鍵是不遺余力、采取各種辦法讓文物“回家”。

然而，這些國寶重器的“回家”之路并不平坦，許多都是警方費盡心力、輾轉多地從犯罪分子手中追回的，有的甚至是從國外追回的。

“被盜文物轉運快、銷贓快、出境快。不少文物案件雖然偵破了，但東西經常回不來。”一些辦案民警無奈地說，一些重要文物一旦出國，幾億元都贖買不回來，打官司也不一定能勝訴，“因為不好證明東西是我們的”。

國家一級文物、2600多年前特制的青銅禮器“晉公盤”是聞喜“6.03”案中追回的文物。經專家考證，“晉公盤”是晉文公重耳為其長女孟姬出嫁楚國所鑄，其183個字的珍貴銘文清晰呈現了晉文公時期的晉國盛世氣象，傳遞了極為珍貴的歷史信息。

這件珍貴文物被盜流失后，曾被轉手到多個省市并流落海外多國。警方歷經6個月，終于從某國將“晉公盤”成功追繳回國。

“這是國寶級，在一級文物里面是最好的。”吳振烽說。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也表示認同，他說如此多的銘文記載春秋中前期歷史，在青銅器中實屬罕見。

“獸型銅觥”是商代的一件盛酒器，國家一級文物。觥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觥籌交錯”就來源于此。

盜墓分子把它盜掘出來后，侯金發連夜將其帶到了廣州，委托文物販子葛某以底價1300萬元的價格到香港保利拍賣會拍賣。后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贗品調包致交易流產，又將其偷運回境。民警最終在上海把文物追回。

西漢“彩繪青銅雁魚燈”追回的故事，也讓人唏噓不已。“雁魚燈”是運城市新絳縣“2.12”案件中追繳回的。文物販子曹某落網后，試圖通過一張紙條給他家人傳遞信息，紙條上寫著“務必把燈和劍處理好”。

專案組根據這個線索，到介休市曹某家里進行搜查，未果。后通過反復工作，在曹某父母家的地下室，找到一堆用塑料布包裹著的青銅零件，拼起來后正是“雁魚燈”。曹某得知后在獄中大哭一場。因其珍貴精美，這名文物販子沒有舍得出手，而是將“雁魚燈”藏了起來，準備將其作為自家的傳家寶，留給子孫后代。

呼吁“起碼文物罪不得減刑”

“文物保護利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事關國家文化安全，事關中華偉大復興。保護不好文物，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山西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劉新云對文物保護工作有著深刻的認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韓炳華說，山西公安追繳回的涉案青銅器與其他涉案器類，時代上跨度近4000年，為他們提供了全新的資料，填補了許多空白。

受訪者普遍表示，必須加大對文物犯罪打擊和文物保護力度，對文物犯罪一掃到底，除惡務盡。

劉新云表示，山西將以建立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文物犯罪偵查打擊專業隊為抓手，高壓嚴打、持續發力，適時發起全國性集群戰役，斬草除根，確保10年之內山西盜墓犯罪“零發案”。

山西公安目前正在為文物“登記造冊”，建造電子檔案，在國際刑警組織備案，即便流失到海外，也有證據證明其是贓物，所有權屬中國。他們同時也正進行海外拍賣行信息關聯核查，境內境外雙向發力，大力開展境外流失文物清繳工作。

與此同時，專家們呼吁文物安全保護這只手要真正硬起來，推動壓實政府主體責任。

此外，調研中不少專家和民警反映，2011年盜掘古墓葬取消死刑后，盜墓活動愈發猖獗，他們呼吁“發墓者誅”，“起碼文物罪不得減刑”。

編輯：梁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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