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有政協委員提出,政府應鼓勵符合要求的餐飲企業為學生提供物美價廉、科學合理、安全放心的營養午餐,可以將之納入政府采購,并在財政補貼、用地、稅收、標準指導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優惠;在上海市,有政協委員建議,盡快為中小學生午餐安全立法,建立健全中小學食品安全長效管理機制。

新學期伊始,加之全國兩會召開,學校午餐再次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話題。

不過,中國營養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陳偉力認為,在校園餐領域,立法、監管、評價等方面尚缺乏統籌規劃與頂層設計。對此,《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相關采訪。

安全系頭等大事

留樣是關鍵一步

在北京某小學從事后勤工作的連師傅向記者介紹,每天早上7點10分,校領導會值班檢查買進的菜,“學校食堂的后廚全部安裝監控,餐廳有電視,每個操作間都能看到。而且監控和局里連著,可隨時抽查。各級對學校食品衛生抓得很嚴”。

在連師傅給記者發來的照片中,食堂里裝有不少監控攝像頭,“每個環節都是透明的,所有流程都在監控下進行”。

張海在一所中學擔任食堂主任,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學校食堂有一個冷藏柜,儲存著最近3天的飯菜留樣,“安全是頭等大事,留樣是很關鍵的一步”。

記者了解到,張海所在的學校食堂共有工作人員20多名,學校要求老師參與食堂事務。“副校長一般6點半到學校,和食堂工作人員一起稱菜、檢查菜品是否新鮮。”張海說,學校抽出15名老師到食堂值班,每天必須有一名老師監督、把關食堂運行情況,包括飯菜質量和價格、食堂衛生情況等,“要做到人人滿意確實太難了,況且學校食堂的工資待遇,也留不住好一點的烹飪師傅。硬件設施也有不足之處”。

曾在某國際學校供職的李貝珊向記者透露,在她工作過的國際學校,對家長公開的伙食收費標準是,早餐15元、午餐30元、晚餐30元、夜宵15元。按學校要求,為了教育孩子的用餐禮儀,監督小班每個孩子的就餐習慣,老師們必須和學生坐在同一長桌用餐。

“我們和孩子一起吃飯,吃的飯菜一樣,學生吃不飽可以舉手向阿姨示意加飯,老師不夠可以自行打取。”李貝珊說,“很多菜,老師都不愿意吃,自己帶小菜來下飯。孩子們會吃嗎?中餐和晚餐是兩葷一素,番茄炒蛋是葷,三個小蝦是葷,茄子和肉末星子是葷,紅燒豆腐也算葷。阿姨給孩子們打的菜,真的很少。”

著重監督生產源頭

供餐環節公開透明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51.38萬所,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在校生2.7億人。校園餐業成為社會剛需。

在調查中,記者注意到,現階段,很多中小學校還不具備自己開辦食堂供餐的條件,企業配送學生午餐模式在一定時期內將大量存在。

去年8月發布的《學生餐營養指南》,規定了6歲至17歲中小學生,一日三餐的能量和營養素供給量、食物種類及配餐原則等。不過,《學生餐營養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健康所研究員胡小琪發現,目前,仍然有許多一線企業對此標準知之甚少。

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校園具有相對的區域封閉性。為了食品安全,很多學校一般不允許學生在校外用餐,午餐集中供應便有了一定的市場壟斷性。

那么,午餐是學校供應,還是外包配送?一些家長認為,學校供應比較好,既好管理,又可放心,“配送肯定會導致飯菜存放時間長,怕飯菜悶壞”。

也有一部分受訪家長支持配送,認為“經濟實惠”“配送既可以給學校減壓,又能適當給學生補充營養”。

“學校選擇何種午餐方式,相關部門沒有要求。”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目前學校供應學生午餐有三種模式:一是食堂委托經營,聘請專業的餐飲公司;二是學校經營,原料統一招標;三是午餐配送,“采用怎樣的方式供應學生午餐,關鍵還是因地制宜。不管采用哪種方式,衛生、安全是第一位的”。

“目前,多數學校采用的‘企業集中配送’模式有很多中間環節,學生家長和學生個人無法直接對接供餐企業,對供餐商無法進行選擇,加上有些學校訂餐負責人唯利是圖,在訂餐環節不能確保公開透明,導致學校午餐出現諸多問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只要訂餐的環節公開透明,無論采用何種供餐形式都是可行的。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出問題的原因并不是供餐形式,而是由于缺少家長監督,導致在訂餐環節出現權錢交易和腐敗。

在采訪中,也有業內人士直言,學生午餐安全問題,主要出現在食材質量、食品制作和存放等環節,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就可能導致食品安全隱患。各地食藥監、衛生等市場監管和衛生部門,應從食品來源、制作和配送等環節實施常態化的監管,經得起全面追溯。

在儲朝暉看來,中小學校供餐企業良莠不齊、飯菜質量不高等問題是由于供餐環節不公開、不透明,學校訂餐負責人與供餐企業背后存在利益往來,導致校餐供應商有機可乘,“教育主管部門和食藥監等市場監管部門應當著重監督供餐企業生產的源頭和流通環節,使其按照相應的標準和規范來生產校餐”。

“學生餐一直出問題是由于訂餐過程只有行政力量主導,沒有其他社會力量監督,以及招標不透明導致的。”熊丙奇說,目前,各地營養餐或學校食堂的安全與質量問題,都指向家長參與決策與監督機制缺乏,所以應當建立家長參與監督機制,發揮家長參與監督的作用。

考核評價缺乏標準

多頭管理漸成趨勢

近年來,校園餐領域已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與資源傾斜。

在鄉鎮村居,教育部于2011年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7年來已覆蓋全國29個省份(京、津、魯單獨開展了學生供餐項目)1631個縣,受益學生人數達3700萬。在城市社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于2017年在北京市順義區、遼寧省盤錦市、浙江省義烏市等8地12所中小學,開展“營養校園”試點項目。

與此同時,各地也對學校午餐的管理進行了各種探索。

2018年11月5日,安徽省教育廳提出,安徽將制定學校午餐管理辦法,引入準入與退出機制。此外,安徽還將落實中小學校校長陪餐制,及時公開就餐人數和帶量食譜等相關信息,并成立由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及學生家長代表參加的膳食委員會,定期對飯菜價格和質量進行評估。

2019年2月21日,北京市教委發布《關于切實做好2019年學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新學期幼兒園、中小學、高校等校園食品安全管理的具體要求。《通知》要求,中小學、幼兒園應當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學校相關負責人每頓飯與學生一同用餐,及時發現和解決供餐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儲朝暉對記者介紹,針對學生餐,監管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靠行政部門監管,另一種靠市場本身監管,“如果學校訂餐人能夠認真負責,讓訂餐環節公開透明,完全可以由市場競爭本身來監管,這也是最有力度、最可持續的監管”。

“在對營養餐供給、選擇的機構進行監督時,應當引入包括食品安全部門、行政部門、家長和社會力量的監督,媒體也要發揮監督政府部門的作用。”儲朝暉說。

不過,儲朝暉也坦言,“引入與退出機制”產生的作用有限,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為了保證中小學生校餐吃得健康安全,學校應選擇認真負責的訂餐人,市場監管部門應定期對供餐企業的調查結果進行公示,讓每一位學生和家長了解實際情況,時時進行監督。

“所謂的準入制度和退出機制,只能對學校在選擇供餐企業時起到約束作用,這本身就表明了校方在選擇供餐企業時具有不受監督的權力。”熊丙奇說。

同時,也有民眾質疑,校長陪餐制是否會成為花架子而無法落到實處?

儲朝暉的看法是,“陪餐制”在多數地方只是一種形式。由于無法判定“陪餐人”與“配餐人”之間是否具有利益相關性,因此無法根本解決目前中小學午餐中出現的問題,“不僅是午餐,而且整個學校的管理體制,家校合作也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關系。目前,在中國教育管理體系中,無法建立真正正規的家長委員會,因此在配餐方面很難發揮正常的作用”。

“校長陪餐制度在各地都有實施,并沒有杜絕以次充好等問題。這是由于學校校長代表的是校方(行政方),在行政主導之下,家長并沒有進行參與和監督。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本在于每個學校應當建立家長委員會參與決策與監督的機制,讓家長參與招標供餐的全過程,減少問題發生。”熊丙奇建議。

“校園餐的日常監管呈現多頭管理態勢,需要形成系統常規有效的管理體制。學校自主經營食堂缺乏監管考核評價標準,社會餐飲企業準入校園餐的資質、考核、評價、退出等機制不規范。”陳偉力說。

此外,也有不少業內人士建議,盡快為校園餐立法,對學生營養午餐標準、學校午餐供應與管理進行規范與約束,厘清政府、學校、家庭和社會的職責。(趙麗)

關鍵詞： 校園餐 安全問題 家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