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明星村”，負債越嚴重？

當前，鄉村振興深入推進，不少農村村容村貌發生巨變。但在大力建設過程中，一些村集體負債過高，有的地方村均負債數百萬元，且越是“明星村”“典型村”，債務越重。而具有隱蔽性、私人性特點的村債，往往“舊的未消、新的又來”，極易引發治理風險，沖擊鄉村振興。

部分“明星村”背負沉重債務負擔

走進武陵山區的一個村子，新修的鄉村道路從3.5米拓寬到了4.5米，比同鄉鎮大多數村的路都要寬，新建的村級活動中心主體建筑粉刷完畢。

在很多村民眼中，50歲出頭的村支書李祖銘是個能人。近年來，在他的爭取“運作”下，這個并不臨近主干道、距離縣城二三十公里的偏僻小山村擠進了很多農村專項發展計劃的“盤子”，如美麗鄉村、鄉村振興、領導聯點等。在上級政策、資源、資金傾斜下，近年來村里各種建設搞得有聲有色。

村里發展了，但李祖銘的煩惱更多了。

“做夢都想著到處找錢，上面給的項目多，意味著需要的資金也多。比如修路，縣里給的資金只負責硬化路面，撬掉原來的水泥路面、清運渣土、擴寬路基、修筑護坡等都需要村里籌錢。籌錢哪那么容易，有時候只能先欠著老板的。”李祖銘說。

太行山區某全國文明村黨支部書記裴海同樣為錢發愁。過去，這是一個祖祖輩輩“吃天水”的村子，村民吃水只能靠自己打的旱井、水窖，急用時要到5里地外買水吃。在裴海帶領下，2013年終于打出了一眼400米的深水井，并配建了蓄水池、引水管道和供水點，讓全村村民吃上了深井水。

近年來，村里硬化了文化廣場，修建了小學和幼兒園，建設了3500米的環境衛生墻，建起了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村容村貌越來越美，但債務也越來越重。

裴海說，光打井一項就花了120萬元，因為當時立項手續不齊全，費用全部需要村里負擔，“全是打借條借來的，民間借貸利息最低在五六厘左右”。修路實際花了20萬元，政府補貼不到3萬元。僅這兩項就欠下了138萬元的債務，但村集體經濟還在起步階段，催債催得厲害了，只能借新還舊。

有些縣十村九負債，村均債務反彈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國村級債務規模為4000億元。由于此后沒有開展此項統計工作，村級債務缺乏全國性的數據。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我國村級財務狀況不容樂觀，一些地方村級債務明顯反彈。

李祖銘說，據他了解，他所在的縣300多個村，村均負債都在數十萬元，有的村可能負債上百萬甚至數百萬元。裴海說，全國都在振興鄉村，村里的工作不干不行，一干就得借錢，周圍的村子十之八九都欠著債。

湖南東北部某縣財政部門曾做過一次調研，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縣有445個村負債，占比達89.7%，負債超過100萬元的村有109個。山西東南部某縣2017年也曾對農村集體“三資”做過調查，這個人口不到40萬的縣城村級負債總額38.6億元，村均800多萬元，嚴重影響了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

據熟悉這兩個縣情況的干部說，近幾年來“舊債未消、新債又來”，盡管沒有做過詳細統計調查，但村級債務余額應該不會比兩年前少，“畢竟這兩年村里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

一些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的村干部說，形成村級負債的原因很多，包括開展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公益事業、興辦產業、彌補辦公經費不足、支付債務利息等，但主要用于搞農村基本建設。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表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財政出大頭，但往往還需要村里自籌一小部分，項目建成后的后續維護也主要靠村里自己解決。缺乏集體收入的村只好舉債。

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副教授胡榮才認為，在現行財政轉移支付體制下，國家對農村建設采取項目獎補而不是兜底的方式建設，隨著各類工程成本不斷攀升，村級承擔的配套壓力也越來越大。為填補缺口，各村寄希望于各級各部門支持、發動村民籌資、在外鄉友捐資等，但常常不能如愿。

另外，脫貧攻堅、災后重建等，也成為村級負債的催生因素。中部某山區縣開展的調查顯示，貧困村道路、安全飲水、村部建設、光伏發電等工程建設資金由政府足額保證，但前期工作、三通一平等投入只能由鄉村負擔。

村債風險藏得深，須提早防范化解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在各地農村的村務信息公開欄里，幾乎看不到任何關于債務的信息。

一些基層干部透露，村集體負債不像企業和政府，很少也很難從銀行貸款看出來，大多是村干部以村集體名義，動用個人關系發起的民間借款。這既不需要村民出錢，也不需要鄉鎮出資，還可以滿足地方政府打造亮點的政績訴求，當真是“何樂而不為”。

但是，高額村債的不良影響終究要顯現。基層干部認為，一方面，村級債務可能成為不少村干部的“私人賬”，在村集體沒有歸還債務前，很少有人愿當村干部;另一方面，為了盡快償還債務，集體土地、荒地、池塘等農村集體財產可能面臨被變賣的風險。

專家建議，對于存量債務要摸清底數，完善政策，分類化解。比如，不少農村存在大量歷史遺留債務。據粗略統計，湖南東北部某縣各村因墊交教育費附加、通鄉公路改造、摩托車養路費等形成的債務約2000萬元。這已誘發種種矛盾，而究竟如何解決，上級尚無明確政策。

要解決村級債務問題，根本在于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特色產業，積極拓寬集體經濟收入渠道，增強村集體“造血”功能。一些基層干部擔憂，部分村一味大興土木、大搞建設，村集體產業發展跟不上，欠的債不知何時才能還上。

受訪專家建議，防范化解村級債務風險，要加強村級財務管理，從制度上堵住債務漏洞。堅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的原則，不得超出償還能力舉新債，不得超越群眾承受能力搞建設，更不能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財政涉農項目應考慮更周全，防止新增項目帶來過多新負債。

來源：《半月談》2019年第9期

半月談記者：梁曉飛 劉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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