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在目前高壓嚴打形勢下，電信詐騙案件依然高發難破。在一些地方，電信詐騙類警情甚至占到所有刑事類警情的一半，成為日常生活中影響群眾安全感的最大威脅。

專家指出，近年來，圍繞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不斷出現的新科技，電信詐騙的作案人群、作案方式也出現新變種，但是打擊和預防的方式方法還停留在傳統階段，傳統治理方式存在多重不適應性，難以有效應對新變化，須進一步完善打擊治理機制。

“打不盡”的電信詐騙?

基層民警普遍表示，電信詐騙類犯罪案件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影響百姓安全感的最大威脅，也是基層公安工作最頭疼的事情之一。

太原市公安局梳理十年來數據發現，從2008年到2018年，當地“兩搶”犯罪下降九成，盜竊犯罪下降四成，而電信詐騙犯罪增長了90倍。2018年太原警方電信詐騙類案件破案數量上升了73%，但是損失金額卻同比上升20%。今年一季度的數據顯示，全市電信詐騙刑事類警情日均30起左右，占全部刑事類警情約一半。

太原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張文寶介紹，太原市發案的電信詐騙類犯罪主要集中在兩類：一是兼職刷單類，占全部電信詐騙類案件的比例超過一半，這部分受害者多為家庭婦女、在校學生等群體，部分人群就業困難滋生網絡兼職詐騙;另一類占比較大的電信詐騙類案件為冒充類，冒充領導尤其是私營企業的負責人，通過改號軟件，向其下屬發布轉賬等指令，此類詐騙案件暴露目前的信息泄露問題嚴重，個人的身份信息、出差和開會等軌跡信息被犯罪分子詳細掌握。

2018年11月29日，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公布了一組數據，自2015年11月開展專項行動以來，全國共破獲電信詐騙案件31.5萬起，打掉犯罪團伙1.6萬個，搗毀犯罪窩點1.7萬個;共查處電信詐騙違法犯罪人員14.6萬人;共繳獲涉案銀行卡28.7萬張、手機卡32.2萬張，繳獲贓款贓物折合人民幣47.4億元。

專項行動開展以來，公安部先后64次組織各地公安機關，赴東南亞、歐洲、非洲、中美洲等34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警務執法合作，搗毀境外詐騙窩點216個，抓獲犯罪嫌疑人3159人。

雖然2015年以來我國開展的打擊電信詐騙專項行動取得了顯著效果，但在此高壓嚴打形勢下，電信詐騙犯罪并未禁絕。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共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81.1萬起，同比上升35.5%，抓獲違法犯罪人員7.3萬人，同比上升36.7%。

“想打擊卻帶不回來人”

電信詐騙犯罪從業人員等“業態”已出現多重新變化。據民警介紹，電信詐騙從沿海地區向南方地區蔓延，現在范圍愈發擴大，甚至有外國人參與詐騙。

太原警方近期破獲的一起外籍人員詐騙案中，一名利比里亞籍男子冒充在敘利亞服役的“美國將軍”，以“搜羅了上千萬美金的財富無法送回國，請求保管”的名義，詐騙了太原市民田女士50多萬元。在田女士生疑之后，先派遣一名黑人來到田女士家中展示用藥水把綠紙變美元的“技術”，隨后又以“聯合國亞洲事務”的臺灣人、三名“美國人”等名義進行詐騙。

警方表示，這些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是美國人，而是利比里亞人，受“在華利比里亞籍朋友”委托前來詐騙田女士。所謂的“在華利比里亞籍朋友”是一名長期在廣州生活的非洲裔黑人男子，警方分析其原本是一名被雇傭的底層“車手”，后面開始自立門戶，將窩點設在非洲。

與此同時，一些重點地區重點類型的詐騙開始互相交叉，向外蔓延。近年我國曾兩次掛牌整治電信詐騙重點地區，這些重點地區有各自為主的騙術。警方介紹，隨著打擊深入，各地騙術互相交叉，作案地域呈現蔓延趨勢。

隨著各地降低落戶門檻，不少電信詐騙人員開始“化整為零”，向全國各地蔓延。太原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中隊長阮航說，電信詐騙團伙以親朋同學等為紐帶，有一個人，往往很快周圍就發展出一窩，落地生根后迅速遍地開花。

此外，電信詐騙窩點逐漸向邊境和境外轉移。民警普遍反映，電信詐騙犯罪窩點逐步從東南亞向非洲甚至歐洲的一些與我國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傳導，“想打擊卻往往帶不回來人”。太原警方偵辦的一起案件中，循線追蹤到緬甸后發現，犯罪分子將服務器建在一個當地軍閥的勢力范圍內。

據基層警方介紹，當前電信詐騙基本上已經職業化、專業化：由“金主”出資成立“水房”(財務公司)，組織“菜商”(采集信息團隊)采取網上購買、派遣人員到股票公司等單位滲透、雇傭網絡黑客攻擊破譯企業網站等方式獲取信息資源后，進行專業分類，雇傭懂網絡、懂金融知識的成員搭建窩點，雇傭話務員，將分類數據用“貓池”(短信群發器)分批處理。下游則有專門的“車手”(取款團隊)提現和專門公司洗錢。

第三方支付成洗錢通道

警方反映，最近出現的一些應用新技術的新式詐騙手段百姓難以防范。如新出現的語音合成技術，可以完全模仿一個人的聲音語調，再用改號軟件模擬出電話號碼，一個電話打過來，從號碼到聲音都是親朋好友的，受害人連發現都發現不了。

基層反映，目前電信詐騙“技術手段”創新快，可以根據打擊情況迅速開展針對性變種，并不斷利用移動互聯、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技術及其管理漏洞。2016年底各地成立反詐騙中心后，短時間內曾打得對方“措手不及”，取得顯著效果，但隨后電信詐騙發案數與損失金額又開始逐年上升。

“2016年時，案件比較簡單，一般都能止付住。”太原市公安局晉源分局民警邢江濤說。據邢江濤和大同市公安局網安支隊支隊長陳軍介紹，那時取錢鏈條為：受害者將錢打到銀行卡后，詐騙分子迅速分流多張銀行卡，由“車手”提現，提成后返給“水房”。緊急止付一般能止付到五級，即錢到卡后轉的前五次都能凍結。

目前犯罪分子根據打擊情況開始進行針對性破解。受害人的錢到了銀行卡后，二級就進了第三方公司，如打到支付寶等平臺公司后，迅速分流購物，利用七天退款的規則等，將退款分流到不同賬戶。等警方查出流水，錢早已出了支付寶變現。

錢難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專業洗錢”花樣翻新。警方表示，除了國內專業的提現團隊，一些跨境洗錢公司也讓他們難以適從。如一些賭博公司，以押賭資的方式將錢打過去，賭博公司抽取15%左右的手續費后將錢洗到境外。一些新出現的邊貿公司也成為洗錢工具，如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東南亞成立邊貿公司，以賣東西的名義讓境內的錢合法打到境外，到賬后迅速變現，只收取10%左右的傭金。民警介紹，一般一起案件中，最終到騙子手里的錢大概只有六成。

反詐騙如何道高一丈

面對“日新月異”不斷發展變化的專業化電信詐騙作案手段，基層普遍反映，目前打擊機制和方式落后于電信詐騙發展水平，必須進一步完善打擊治理和預防機制，以快制快，以科技制科技，方能有效破解。

多位受訪人士建議，要打破部門壁壘，形成快速聯動機制。民警表示，在調取銀行卡等信息方面，銀監部門要形成“數據跑腿，人力不跑腿”的快速協同機制。基層民警反映，在山西省追查銀行流水過程中，除了農行可以跨省調取犯罪流水信息外，其他銀行都不支持。

太原警方偵辦的一起案件中，作案銀行卡開戶行在內蒙古和黑龍江，取款地在廣東，民警只能先去開戶行提交手續，再去取款地，一來二去，錢早被取走了。而這種跨省調取在技術上并不存在問題，只需打通部門壁壘，讓電子數據多“跑路”即可。

民警還向記者反映了第三方平臺調取數據難等問題。他們說，在騰訊、支付寶等第三方平臺調取作案流水過程中，全國民警都需先到深圳、杭州等地，由當地網安部門開具介紹手續后去平臺排隊，調回資料需要至少一周時間。為了節約時間，民警利用個人關系，私底下在這些平臺調取相關數據只需要一天時間。

此外，制度和司法層面產生的不適應性需破解。目前一些制度在基層產生一些不適應性，比如，按照相關規定，電信詐騙案件涉及重點地區人員采取屬地打擊原則，而一些地區迫于“不摘帽領導不得提拔”等考核壓力，控制發案率和打擊數，甚至制造打擊阻力，往往“捂蓋子”，自己不打也不讓別人打。

有受訪者建議，對落戶、惡意開卡等重點人群應加強大數據分析和管控防范。太原警方偵辦的一起案件中，湖北籍的嫌疑人長期在湖北工作生活，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到江蘇、湖南等地的銀行到處開卡，一個城市十幾張，半個月后就消失了。這種情況往往是專門為下游提供銀行卡，按照行情，一套卡價值五六千元。

不久前，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支付結算管理 防范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要強化涉案賬戶查詢、止付、凍結管理，對于公安機關通過管理平臺發起的涉案賬戶查詢、止付和凍結業務，符合法律法規和相關規定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當立即辦理并及時反饋。銀行和支付機構應當建立涉案賬戶查詢、止付、凍結7×24小時緊急聯系人機制。

該通知還要求，對不法分子利用買賣的銀行賬戶和支付賬戶轉移贓款、逃避打擊等問題加大懲戒力度，非法出租、出售、購買銀行賬戶或支付賬戶的單位和人員征信記錄將受影響。

還有一些基層民警反映，各地的反詐中心由于缺乏編制，臨時抽調人手組成，事實上現在只能作為一個聯絡部門存在，既無資源也沒手段。反詐部門必須實體化，以專業人員和專業手段打擊已經專業化了的“電信詐騙隊伍”，改變目前打擊技術落后于騙術的情況。

同時，反電信詐騙宣傳應提升到全局角度和社會綜合治理層面。太原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曹明暉說，目前防詐宣傳僅靠少數幾個部門，內容老套陳舊，應該發動全社會力量，對新情況開展針對性宣傳，緊跟群眾日常生活習慣宣傳，眾多有大量用戶的網絡平臺也應盡相應的宣傳責任。在社會綜合治理層面，應提高群眾預防電信詐騙的基本知識，尤其要提高防騙和應對意識。(記者 孫亮全 胡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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