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大戲高潮迭起。

當地時間1月8日下午3點，卡洛斯·戈恩在貝魯特的記者俱樂部舉行了發布會，這是他逃亡成功后的首次公開露面。鏡頭前，戈恩語調亢奮，神采奕奕，在經歷了近一年的“噩夢”般的生活和堪稱好萊塢電影般的逃亡后，這位前汽車帝國霸主的斗志顯然沒有被磨滅。 場內座無虛席，但值得注意的是，能夠進入現場的僅有日本東京電視臺等一兩家日本媒體，戈恩對此的解釋耐人尋味：我對日本媒體沒有任何意見，有很多媒體都被拒之門外……但是我們請到了世界各地的媒體，他們會比較尊重事實。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遭遇是日方為了阻止自己推動雷諾-日產-三菱這一汽車聯盟合并而發起的“政變”，并宣稱自己將會透露涉及陷害自己的日本政府高層人士。 但在發布會上，戈恩卻表示：“我承諾過給你們日本內閣的名字，我會做到的，我會給你們的我能做到。但是我愛黎巴嫩，我尊重黎巴嫩，不想做任何會傷害這里的人民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發布會我一個字都不會說。” 那么戈恩到底說了什么?他首先將矛頭對準了日本司法及檢察官，“日本司法做有罪推定，法國司法則是做無罪推定”;在長達1個多小時的個人獨白中，戈恩著重控訴了檢方對他的虐待和污蔑;對于日本高層，他則諱莫如深：“我個人并不認為日本政府高層參與我的陰謀，我要去避免日本和黎巴嫩產生摩擦。” 此外，戈恩還提及了競爭對手豐田——“豐田的領導者表現得很有趣，這一切誰將最終獲利呢?” 目前，國際刑警組織已經對戈恩發出了紅色通緝令，但由于日本和黎巴嫩之間并無罪犯引渡條約，加之黎巴嫩官方與戈恩千絲萬縷的聯系，實現引渡的可能性仍然較小。 事后，日方對戈恩在發布會上的諸多控訴嗤之以鼻。東京檢察官發表聲明稱，否認戈恩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許多指控，并表示“調查是根據日本法律進行的”，他們有合理的理由限制戈恩與妻子的交流。檢方指出，戈恩在發布會上的發言未能證明他的行為是正當的，他被逮捕和拘留只能怪他自己。 到底是誰在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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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會死在日本”戈恩被捕的經歷與此前阿爾斯通高管回憶錄當中頗有些類似，“我被告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在飛機上被捕的，但實際上我是在機場被捕的。”戈恩在發布會上激情講述道。按照國際法，國際航班上仍屬于該國領土，但到機場后，就屬于日本領土了。戈恩在過海關時被告知護照有問題，隨后被帶到一個小房間中，在那里，他看到了日本的檢察官。他被通知，自己被捕了。 隨后戈恩開始了被他稱為“噩夢”的日子。“當我看到檢察官的臉時，它就開始了，當我看到我妻子的臉時，它就結束了。” “日本檢察官逮捕我時，說是因為虛假收入，當時我很震驚，日本警察又告訴我，是因為你還沒有收到的虛假收入，我當時被這個理由弄懵了。” 在獄中的130天，戈恩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每天只允許30分鐘的牢房外活動時間，每周只允許沐浴兩次;藥物的使用被限制;每日的審訊時長長達八小時;最后，獄中的官員幾乎沒有會說英語和法語的，戈恩在獄中的交流完全被限制。 此外，被保釋后，對他的嚴密監視并沒有放松。被保釋期間，戈恩不能接觸任何人，也不能夠對公眾說話。根據他的獨白，戈恩以及他的律師曾7次向當值法官請求，法國總理馬克龍也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請求是否能讓戈恩見一見他的妻子，但均被拒絕。

日本官員搜查戈恩住所

“400多天來，我和我的家庭朋友和社會圈完全斷開，18年11月以來我首次獲得自由。一年前，我在日本長期被單居關押。” 被保釋后的戈恩被禁止離開居住地區，禁止接受采訪。當有記者問為什么不可以采訪戈恩時，檢察官表示，戈恩還有許多罪名要被起訴，目前不能發表任何言論。

“我們向他請求了7次，取消對禁令，讓我見我的妻子，我的媽媽，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們，都被無視了。他們希望制止我的日常生活，讓我崩潰。” 日本檢方的這一努力的確達到了讓戈恩“崩潰”的效果。“無法見到妻子的這一事實，讓我下跪了(on my knee)。” 被捕一年多以來，戈恩一直沒有獲得上法庭的機會，無限的拖延不審判也讓戈恩瀕臨崩潰。“他們不把我當成人，他們把我當成動物或者物品，我只能在有監控監聽的情況下，和我妻子見面。他們的檢察官是老大，他們的檢察官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們一直在拖時間，我想快速審判是任何人都應享有的人權，但是我完全沒有享受到。如果繼續在日本待下去，我可能會死在日本，我感覺我像是個人質。” 戈恩還透露，根據日本條例，無論是檢察官還是嫌疑人都不得向媒體泄露消息，但日本的媒體能夠持續在檢察官處獲得消息。“我被告知，日本的媒體可以持續地基于從檢查官處得到的信息撰寫關于我的文章。” 按照他的說法，他被日本媒體描繪成一個“冷血貪婪的獨裁者”。“他們說我是獨裁者，2018年你們才發現我是獨裁者嗎?17年間，很多媒體來采訪我，寫商業書籍，都沒人發現我是獨裁者。”的確，戈恩在日本曾經為商業楷模，接受過天皇的勛章。 針對日本檢方遲遲不訴訟的行為，戈恩發起了反訴訟。根據他的說法，日本檢方整整14個月沒有拿出任何實質性的證據起訴他，而是通過利用他的家人試圖折磨他。“日本法官告訴我，他很忙，沒法同時受理兩個案子，要等到2022年，才能為我審理。” “我難以想象的苦難是一小撮肆無忌憚、報復心強的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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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答

自白結束后，戈恩開始了如他所愿的“和媒體自由交流”階段。

現場座無虛席

“我今天在這里展示的所有文件都是公開的，在日本我被拘押期間，我無法與媒體溝通，也沒有辦法把文件交到你們手上，沒有辦法解釋，但是現在我可以。我的律師團隊會向媒體提供我今天展示的所有文件。” 幾個值得關注的問答如下：Q：你認不認為，日本政府高層參與了控訴你的陰謀?你要不要在黎巴嫩進行受審? A：我個人并不認為日本政府高層參與我的陰謀，我要去避免日本和黎巴嫩產生摩擦。日本對于外籍人員的審判成功率超過99%，他們還不讓我與我的妻子見面，他們還控訴我會篡改證據，用家人來折磨我，如果有機會，我會在公正的法庭舞臺表達自己的想法。 Q：您現在的規劃是什么，對于您來說很難找到好的司法平臺來證明自己。未來，你會不會成為逃民?你覺得值嗎? A：我想創造奇跡，我在1999年來日本，當時很多人說你是個法國人，不可能會成功。我來到黎巴嫩很自豪，被朋友和媒體圍繞，我不會止步于此，我會繼續斗爭。我可以洗清冤屈，你可以期待我接下來會有那些動作，可能會把哪些證據放在臺面上，我會把所有證據都整理起來，不是要證明自己不是一個貪婪的獨裁者，而是想展示我為日產做的貢獻。 Q：你有沒有建議過日產與其他公司合并呢? A：我沒有建議過。雷諾與日產有不同的總部和管理委員會。我要做的是去消除法方想合并的想法，還有去消除日方想完全獨立的想法。但現在什么也沒發生，現在完全是倒退啊。 Q：您的逃亡計劃眾說紛紜，您是在哪個時刻意識到，或規劃逃跑的? A：當我意識到無法獲得公平審判的時候。法官要拖延到2020年審判，當時我在想是不是有盼頭了。結果又推到了2021年。不斷有檢察官推延，這就不對了。 Q：現在是否收到法國傳票? A：我希望是有，希望收到公正的審判，而不是偽造的證據。法國設定我是無罪的，要定罪要有證據和公開審訊，這些我都沒在日本得到。 Q：你是否覺得自己被法國政府放棄了? A：感受到自己被法國放棄了。我沒有從雷諾辭職，而是要求提前退休，但是他們在我被關押期間解雇了我。在整個過程中，是的，法國沒有幫助我，我感覺自己被放棄了。

馬克龍在與安倍晉三會面時曾談及戈恩問題

戈恩在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使用英語、阿拉伯語、法語、乃至葡萄牙語等的提問時，始終對答如流，僅在東京電視臺記者開始使用日語提問時，戈恩打斷了他：“我聽不懂日語。” 他與日本媒體的問答如下： Q：為什么選擇黎巴嫩作為逃亡地? A：因為我是黎巴嫩后裔，我也是巴西后裔，黎巴嫩在路徑上最近的。 Q：這次發布會上您也將很多日本媒體擋在門外。為什么您要這樣做，把脾氣發在他們身上? A：我會出來向他們問好。但我想讓更多全球性的媒體進來，他們對事件有更公正的報道。我不是在逃避日本媒體。 Q：你在日本是一個受尊重的CEO，但你現在是違反了日本法律逃到了黎巴嫩，你能夠和日本的民眾說一下你的想法嗎? A：我認為我是日本受尊重的企業家，沒有人質疑我對日產的貢獻。但我認為日本的法律系統不完善，我不后悔我在日本待過，我在日本民間還是受尊重的，我后悔我在日產公司做的一些動作，我無法理解我為什么要在日本受這樣的冤屈。檢察官在我的審判中違反了至少十次法律，但也沒有人質疑他們，他們泄露我的信息，為什么檢察官違反法律就沒人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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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國拋棄了”2017財年，戈恩治下的日產交出了一份滿意的成績單——當年全球銷量577萬輛，同比增長2.6%，凈收益為7469億日元，同比增長12.6%，純利潤增至5748億日元，同比增長4.8%。戈恩功成身退，卸任日產董事長兼CEO職務，但繼續擔任雷諾和三菱的董事長兼CEO。新任的日產CEO西川廣人在上任之后便開始與戈恩唱反調。2017年9月中旬，戈恩公布了雷諾-日產-三菱聯盟的2022計劃，提出到2022年將推出12款新型純電動汽車，卻被西川廣人否決。 2017年11月，日產因其在北美市場的利潤下滑受到外界質疑。西川廣人出人意料地將矛頭完全指向戈恩。他表示，此前為了應對美國的激烈競爭，戈恩率領下的日產在美國一味降低售價，爭取市場份額，并不斷為公司制定宏大的增長目標，卻絲毫沒有優先考慮利潤的問題。

西川廣人曾由戈恩一手提拔

不難看出，此時日產方面已經開始著手消除戈恩在企業內部的影響力。另一方面，2017年上任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擔任法國財長期間便是聯盟合并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此時的戈恩作為聯盟“太上皇”的身份被寄予厚望。 2018年3月，戈恩在接受采訪時透露，為確保聯盟在其退休后得以繼續穩固發展，他必須將聯盟的整合機能優勢最大化，因此不排除雷諾、日產合并的可能性;當年5月份，戈恩又表示建立全新合作聯盟的決定將在2019年內下達，其中的一個選項就是將三者相互合并以使三者之間的關系轉變為“不可逆的合作關系”。 但在2018年的日產發布會上，西川廣人公開回應戈恩的說法，他認為日產作為日本第二大車企，自己的獨立性也不容忽視，至于兩家企業合并的提議，不但“毫無價值”，甚至會產生“副作用”。戈恩被激怒了，隨后公開斥責西川廣人的言論損害了日產在聯盟中的信譽。在這期間，有媒體爆出戈恩正計劃對日產的管理層進行更大范圍的改組，其中就包括撤換西川廣人的決定。 按照協議，戈恩本應任職雷諾董事長至2018年底，但在推動聯盟合并的過程中，又有傳言稱，作為某種交易，戈恩將繼續連任至聯盟合并的落地。一時間，戈恩成為了日產的心腹大患。此前就有內部人士透露，日產方面正是因為得知戈恩有意推動雷諾日產合并，才花了數月時間來整理材料以揭發戈恩的經濟犯罪問題——這與戈恩在發布會上的說法不謀而合。 但自戈恩在2018年11月被捕后，法國推動聯盟合并的步伐卻沒有停止，且著手尋找另一個代理人。雷諾發表聲明稱收到了戈恩的辭職申請，并最終在2019年1月24日確定了多米尼克· 盛納德為雷諾的新董事長。 戈恩至此成為棄子。在發布會上，他表示：“我感覺到自己被法國放棄了”、“我沒有從雷諾辭職，而是要求提前退休，但是他們在我被關押期間解雇了我。”

戈恩曾被馬克龍寄予厚望

戈恩被捕一個多月后，馬克龍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電話交談中提及了此事，并表示對戈恩在獄中的情況感到擔憂，這是馬克龍為數不多的表態。 去年3月下旬，雷諾重提合并計劃，并聘請了來自三井住友銀行的資深日本銀行家登門送合并提案，但卻被時任日產CEO的西川廣人拒之門外;4月末，雷諾又提議成立一家總部位于除日本和法國外的第三國的新合資控股公司，雙方任命相同數量的董事，并在此基礎上相互轉讓普通股權，屆時法國政府在雷諾內部的持股比例將從目前的15%降至7%-8%，但相應來說，雷諾對日產的持股比例將會有所上升。 僅僅一天后，“軟硬不吃”的日產便回絕了這項看似“更公平”的提議。2019年5月13日，經過兩度試探，雷諾又重申在一個控股公司框架下合并的提案，并威脅西川廣人若不同意這項合并重組計劃，將全力阻止他繼續當選日產汽車CEO——當年9月份，西川廣人最終因為不正當收入丑聞而辭職。 2019年10月，內田誠被任命為日產汽車CEO，古普塔出任日產汽車COO，關潤擔任日產汽車副COO并向古普塔匯報，但關潤又在12月宣布辭職;雷諾方面則勸退了由戈恩一手提攜雷諾CEO蒂埃里·博洛雷。 在人事地震過后，一份折中方案在12月2日達成：聯盟三方同意組建一家新的合資公司，專注于技術研發，以應對電動汽車賽道上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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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逃亡始末

在發布會短暫的平靜中，一位身份不明的記者喊道：“你能推薦一個包裝箱作為旅行的工具嗎?” 戈恩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這是眾多逃亡方法猜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據前法國特工克里斯多夫.諾丁分析，要發動這樣的行動，三者不可缺，要有錢，要有時間，要有想法。他評價戈恩逃亡一事“策劃得真好”、“但我認為他得到了外部援助”。 諾丁進一步指出，戈恩任職雷諾CEO期間，手下擁有一個很特殊的機構“集團保護中心”DPG，成員全都來自不同的國家情報機構，他們完全有能力組織這樣的行動。2011年1月，這個組織里的三名高官被以工業間諜罪名義解雇，隨后后來證實他們是無辜的，但這一丑聞最后導致雷諾二號人物辭職，只有戈恩安全過關。——這也意味著，戈恩其實深諳逃亡之道。 從各大媒體披露的線索中，戈恩的逃亡過程逐漸明晰。 據《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報道，戈恩的營救計劃預謀已久。營救團隊由10至15名不同國籍的成員組成，整個計劃的成本約為幾百萬美元，他們曾20多次來到日本，并至少走訪了10個日本機場。

利用箱子躲過安檢

3個月以前，一位特工選擇了大阪關西機場為突破口——除非有航班進站，否則在正常情況下，該機場的私人飛機航站樓基本無人光顧，且安檢機裝不下超大件行李，這成為整個逃亡計劃中的關鍵一環。 2019年12月29日早晨，該團隊將兩個特制的箱子帶到了關西機場附近的酒店，這兩個箱子的尺寸較大，無法經過安檢機器，其中一個放置音響設備，另一個則在底部鉆了排氣孔供戈恩藏身及呼吸。

當天下午2時30分，戈恩住所的安全攝像頭記錄下了他離開家的鏡頭，成為他在東京留下的最后影像。這個時間點也十分巧妙，戈恩的律師團曾多次以侵犯人權為由，警告日產雇傭的安保公司停止對戈恩的監視，迫使該安保公司于當天正式結束了監視。 這也是后來戈恩的律師團感到憤怒的原因：“我們被背叛了。” 據日本電視臺NTV報道，戈恩在徒步離開住所后，在當天下午4時30分左右現身品川站，與救援人員一起乘坐新干線前往大阪;當天晚上7點30分，戈恩換乘出租車前往酒店，并于夜里11點10分通過箱子登上飛機。

戈恩乘飛機離開

據關西機場相關工作人員提供的消息，當晚有幾個高度超過1米的大箱子因尺寸過大、無法進入X射線安檢儀，因此沒有經過開箱檢查就直接運上了私人飛機。 從營救團隊帶著箱子進入日本，到戈恩乘私人飛機離開，整個過程干凈利落，僅用了13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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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女人

“沒有什么能夠阻止我去見我的妻子，她是我的生活支柱。”戈恩在發布會上說。

戈恩妻子被認為在逃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冗長的發布會中，戈恩不斷打出“溫情牌”，妻子成為他自白以及答記者問中多次提及的。而從戈恩被捕到逃亡，他的妻子也成為輿論的焦點。 這位令他牽腸掛肚的女人叫卡羅爾(Carole Nahas)，1966年出生于貝魯特，長時間生活在紐約并擁有美國國籍。她是戈恩的第二任妻子，2016年10月，兩人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而戈恩被捕后，還引發了當局對彼時婚禮籌集資金的調查。 卡羅爾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政治學文憑，同時也是一名商業女強人。2009年，她創立了卡夫丹(一種中東的束腰長袖長袍)的奢侈品品牌“Calm”，她還參與過文化和慈善項目，例如美國黎巴嫩僑民組成的SEAL協會。 2019年3月初，戈恩首次獲得保釋時，卡羅爾便一直陪伴丈夫身邊;4月4日，戈恩再次被捕，并于2019年4月下旬第二次獲得保釋。根據保釋條件，戈恩未被允許不能與妻子見面，也不能通過其他方式聯系妻子。

去年3月份，戈恩首次獲釋 他們在2019年11月才通過視頻通過一次話，時長1小時。但他們不允許談論未經日本法官授權的話題，而且會談后還必須將通話內容傳達給日本法官和檢察官。 在此期間，由于黎巴嫩護照被剝奪，卡羅爾憑借美國護照從東京偷偷離開，由法國駐日本大使護送到飛機上。此后，卡羅爾四處奔走，先后尋求美國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甚至馬克龍和特朗普的幫助——去年6月份，卡羅爾請求特朗普在6月28至29日舉行的G20峰會期間向日本首相安倍提及戈恩的案子;去年10月份，她又譴責法國政府對戈恩事件的沉默。 在外界猜測中，卡羅爾在戈恩逃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2020年1月2日晚，戈恩在發給法新社的一篇很短的通告中否認家人卷入其中，稱這是他一個人策劃的逃跑行動，與家人無關。 “媒體指控我妻子卡羅爾和其他家庭成員在我離開日本的過程中起了作用，這是不實的。是我安排了我的逃跑計劃，我的家人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戈恩解釋道。 1月7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以涉嫌作偽證為由，發布了對卡羅爾的逮捕令，預計未來將通過警察廳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出國際通緝令。特搜部表示，卡羅爾在戈恩被捕后，曾按其指示與向其黎巴嫩投資公司匯款的人會面并進行多次郵件往來，但她在去年4月搜查階段證人問詢中卻表示毫不知情，涉嫌作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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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力量

從逃亡目的地的選擇上看，黎巴嫩在戈恩事件中又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按照戈恩在發布會上的說法，是因為“就近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戈恩本身在黎巴嫩就具有強大的政府背景。 早在2017年，黎巴嫩便發行了印有戈恩頭像的郵票，現任內閣成員和商界相關人士出席慶祝會;當地的記者表示，“對于被稱為商界帝王的戈恩，希望會面的政治家總是排成排”。甚至有觀點預測稱戈恩今后將進入黎巴嫩政界。 此外，戈恩還在黎巴嫩投資了多家企業，其中包括與強有力家族企業聯合創建的酒莊和政權高官屬于大股東的企業。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戈恩在抵達黎巴嫩后便迅速會見了總統，但這一說法得到了黎巴嫩官方的極力否認。“作為政府沒有扮演任何角色”，該國國防部長薩博(Elias Bou Saab)表示，但《衛報》指出，在戈恩入境之際，有黎巴嫩政府相關人士提供了方便。 戈恩原本擁有法國、黎巴嫩、巴西三國護照，其中，出于“某些特殊理由”，法國政府又為其另外發放了一本護照。按照此前的保釋條件，四本護照應全部交由他的律師團保管，但由于日本相關法律規定，戈恩作為在日本滯留的外國人有義務攜帶護照，因此他可以擁有最后一本法國護照。 律師團成員之一、日本律師弘中惇一郎透露，戈恩的這本法國護照裝在一個帶鎖的透明塑料盒中，由他自己本人隨身攜帶，鑰匙則由律師團保管，但盒子并不牢固，也許用錘子等工具就能打開。 黎巴嫩外交部一名官員證實，戈恩正是通過這本法國護照入境。

MNG的私人飛機 此外，戈恩所乘的私人飛機來自于土耳其一家私營航空公司MNG。今年1月3日，該公司承認有兩架飛機被用于此次戈恩的逃亡，由于一名公司雇員被買通并偽造記錄，因此戈恩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與航班有關的文件上。該公司稱，戈恩從大阪飛往伊斯坦布爾，然后換另一架飛機飛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目前，土耳其警方已逮捕7人，包括4名飛行員，后經審問，又拘留了5名相關人員。 MNG公司的經理柯塞曼稱，來自貝魯特的一名熟人威脅他，如果他拒絕在一件“具有國際重大影響”的事情上幫忙，他的家人將受到傷害——“我很害怕，我在機場把一個人從一架飛機轉移到另一架，不知道他是誰。” 與戈恩同行的還有兩名美國保鏢。其中一位叫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另一位叫做喬治·安東尼·扎耶克(George Antoine Zayek)，前者曾是“綠色貝雷帽(美國陸軍特種部隊)”成員，但與黎巴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1982年，在黎巴嫩當選總統遇刺和以色列入侵之后，泰勒第一次來到貝魯特。在那里，泰勒學會了阿拉伯語，和中東各地建立了聯系。根據猶他州聯邦法院的一份判決備忘錄，泰勒曾幫助訓練黎巴嫩作戰部隊，并“與黎巴嫩基督教社區建立了長久關系”。在未來引渡可能性上，黎巴嫩政府臨時司法部長塞爾汗在1月6日接受日媒采訪時表示，“如日方提出請求，準備給予合作”，但也顯露出很難把戈恩引渡到日本的觀點。 這也意味著，暫時安全的戈恩將有足夠的時間去證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為了挽回司法尊嚴，來自日本的指控也會更加嚴峻。 目前，這場發布會只能看做是戈恩反擊的開始，圍繞汽車聯盟之爭背后的日法博弈、黎巴嫩的攪局以及未來更多線索的浮現，可以預見，這場戰役將會更加慘烈。(謝洋 馬妮)

關鍵詞： 日產 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