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疫情期間眾多生產任務都放慢了腳步，但有一批金融從業人員卻忙了起來。

“最近抗疫債的承銷較為密集，其中不少是大型國企、城投公司，而這些項目大部分是之前就報送的，但疫情后，交易所的核準速度明顯提速，防疫類的債券分類也從A類變成了B類(即防疫類)，銀行等機構成了配置的主力。”資深投行從業者、公司投融資及轉型專家王言峰博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段時間抗疫債密集發行，城投債占了相當部分，而疫后中國大概率將迎“大基建”，城投平臺將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這也帶動了一定的寬松預期。

城投公司暫迎挑戰

之所以抗疫債發行提速，事實上也在于緩解發債主體在疫情期間的壓力，城投公司面臨的短期壓力并不小。王言峰對記者表示，根據其對城投的了解，目前主要存在幾方面的壓力點。

首先，部分工程建設項目不能按時復工、新項目無法及時開工。“根據我們的小范圍的調查，工期延誤是城投公司反映的最突出的困難，這或牽扯出后續系列的財務、法律、公司利潤、甚至再融資等問題。為抑制疫情的進一步傳播，各地均出臺政策要求推遲復工時間，有些區域要求復工需經當地政府批準后方可執行。未來需對復工率進行一段時間的觀察，尤其是觀察其對城投全年業務產生的影響。”他稱。

其次，受疫情影響，工程建設周期加長、建設成本加大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記者也從相關從業者處了解到，由于工期延長，城投公司已投入的建設資金產生的利息費用仍會繼續，因此財務費用相對增加。而如果疫情持續期超過三個月，會導致工程建設項目借款利息暫停資本化，使得費用化金額大幅增加，影響2020年度利潤。與工程相關的必要維護、儲存、看管等固定管理費用會繼續產生。

此外，流動性挑戰也是關鍵。與城投公司相關的休閑服務(旅游、餐飲、酒店)、交通運輸、商業貿易、房地產四大行業受疫情影響較大。“若城投公司上述業務占比較高且資金儲備不足，將會導致短期流動性問題。當然，監管機構也出臺了系列政策，特別是疫情防控債，對于疫區湖北的城投企業、以及非疫區但是有防疫任務的城投企業發行債券有綠色通道、一事一議，銀行也在摸底各地城投公司的需求，在流動性和防疫項目上給予特殊支持。”王言峰告訴記者。

對于背靠地方政府的眾多城投公司而言，財政方面的壓力與城投公司的營利持續性息息相關。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發行過債券的1754家城投公司年度政府補助平均金額為2.24億元，在EBITDA(息稅折舊后的利潤)中的占比為34.46%。多位從業人士也對記者提及，此次疫情后，政府會將大量財政資金優先用于疫后重建、保障民生、補貼受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中小企業，截至2月23日，各級財政用于防疫支出達到995億，中央財政支出255.2億，因而會一定程度上降低對城投公司的財政補貼規模，加之受疫情影響的城投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的降低，因此城投公司盈利的可持續性也引人關注。

防疫債緩和風險情緒、機構認購積極

盡管如此，防疫債的發行以及相關方面提供的風險緩釋支持，大大緩和了市場風險情緒。記者也了解到，近期銀行等機構對城投債的配置比重反而是上升的。

多位銀行系資管和基金人士普遍對反饋，“城投公司債券會更加受歡迎，大量資金將會通過投資城投債更加踴躍的參與城市疫后重建，城投債券銷售壓力或將減弱。”

“對于公用事業相關的城投，以及資產地域分布較為均勻的地產企業，疫情影響可能相對較小。最近證監會表示可能會出臺一些支持受疫情影響企業的流動性政策，包括支持債券展期。”富達國際基金經理成皓近期對者表示。

王言峰也稱，在本次抗擊疫情中承擔大量防疫工作且為防疫支出較大、或者因疫情對公司業務影響較大的城投公司將會優先享受到政策幫助。城投公司受益形式可能有幾種——新增債務便利度提升;到期債務的展期;下調貸款利率或利率優惠;對于疫情影響較重企業，提供專項貸款、綠色貸款支持等。而以下幾類城投公司則可能受到較大受益。

“此外，如果承接了當地政府防疫的職責且支出了防疫相關的資金，可以嘗試和監管機構進行溝通發債可行性。”他稱。

但他也稱，不能指望過去存在“發債硬傷”的城投，這次能夠打上“防疫債”的標簽，比如，如果來自政府的收入占比超過50%，申報交易所公司債估計也較難通過;募投項目沒有收益，即使募投有防疫支出，也很難通過發改委審核。

城投再扛基建大旗、轉型有待加速

各界普遍預計，疫后將迎“大基建”，而城投公司仍是承接項目的主力。

2月12日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提出——要積極擴大內需、穩定外需。要聚焦重點領域，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投向，用好中央預算內投資，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加快推動建設一批重大項目。

“這事實上為市場帶來了一定的寬松預期，隨著基建的開動，相關城投公司將迎來新的機遇。”王言峰表示。

目前在各地承擔防疫支出的大都是當地主流城投公司，這也主要因為主流城投的信用級別高，在承接銀行的防疫貸款以及發行防疫債時，相對融資更便利高效、融資成本更低。至于如何鑒別投資質好的城投債券，王言峰認為最主要的還是要看城投公司所處區域、公司自身資質、盈利水平等因素。

事實上，再進一步來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目前城投的出路和轉型問題。“一部分城投實際上只是融資的平臺，應該關閉;一部分城投專注于公益項目，還有一部分會逐步市場化轉型。城投所在的政府要好做頂層設計，對轄區債務、資源、政策進行統一協調和規劃，提高系統性、科學性和前瞻性，對轄區的資產和資源基于整體戰略進行重新配置劃分，提高結構化的資源配置效率，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關掉純粹的融資平臺、做大做強主流城投。在推進市場化的過程中，還是要保持城投屬性。”他稱。

此前“呼經開事件”導致市場對城投信仰動搖，但事實上，在業內人士看來，城投違約并非新鮮事，城投非標產品的違約前兩年已經出現，城投債券去年也出現了多例“技術性違約”。“部分城投公司由于盲目融資和擴張導致債務規模太大、資產負債率過高，承擔了較多公益性項目，政府委托代建項目回款不及時，短融長投，低效或無效投資過大。市場也需要一個出清過程。”王言峰認為，但這只是部分城投公司的問題，不能說明城投違約常態化，中央及各級政府已經關注到城投債務風險問題，采取了多種措施予以解決。

關鍵詞： 城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