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到2022，從夏奧到冬奧，北京，這座奧運史上的首個“雙奧之城”，正用活力與激情，演繹中國的榮耀和自信。而他們，既是“雙奧之城”的見證者，也是“雙奧之城”的塑造者：可能是一家花店的誕生，可能是一次垃圾分類的靈感，可能是一次滑雪里的“意外收入”……在一系列小人物的小故事里，“雙奧之城”的蝶變徐徐展現。他們不僅代表了對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的貢獻，也反映了北京建設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生動實踐。

“創業的念頭，最早是在北京奧運會前后產生的。我父親工作、我從小長大的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從那時開始拆除。”當時還是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徐源鴻寫下了打造“現代化綠色工廠式分揀中心”的計劃，希望帶著所學的知識投入到垃圾分類行業。

14年后，北京冬奧會召開在即。東小口“廢品村”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人居和諧的“回天地區”;徐源鴻的“綠色分揀中心”創業規劃也已落地生根，他和父親共同創立的這家名為“愛分類”的科技公司，如今已成為北京垃圾分類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商。

垃圾分類風潮席卷全城，“雙奧之城”也迎來了綠色治理新篇章。

廢品村的蛻變

曾幾何時，北京九成以上的生活垃圾采用衛生填埋方式處理，“垃圾圍城”深深困擾著北京，但生活垃圾產生量還在上升。2006年，北京全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在536萬噸左右，2012年，這個數字達到648萬噸，2018年為929萬噸，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

新的垃圾焚燒處理廠陸續建成，但垃圾處理能力仍存在較大缺口。回收廢舊物資是垃圾減量的有效手段。昌平東小口地區從2003年開始自發形成廢品集散地，近千畝的土地上一度承載了北京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數萬人拖家帶口在此謀生。

徐源鴻的父親徐銘駿就是其中一員。2003年，徐銘駿開始在東小口經營廢品回收市場。耳濡目染下，徐源鴻對該行業產生了最初的認識。

北京奧運會的契機下，城市迎來升級，存在治安和消防隱患的“廢品村”開始拆除。即將大學畢業的徐源鴻也面臨著人生中的重要抉擇：是否接班。熟悉廢品回收行業的徐源鴻看到了垃圾分類背后的市場潛力，也深知行業癥結。他更希望以另一種方式“接班”，借助互聯網科技，將最新的管理經驗帶進這個行業。

“開始創業的想法很簡單。當時有人管我們叫‘廢二代’，我希望這個行業能受人尊敬，也能掙大錢。”徐源鴻坦言。

從想法到落地，創業并不容易。土地是徐源鴻面臨的最大難題。“我們去找地方的時候特別困難，還做成之前那種露天的廢品流通市場沒有意義，也不符合城市發展。我們想做成一個現代化的綠色分揀中心，肯定還是需要場地。這個問題很多年一直沒解決，過程中我自己也去讀了研究生。”

創業還需趕上“好時候”。與個人的尋覓幾乎同步，北京開始探索垃圾分類。2000年，北京成為全國首批垃圾分類處理試點城市;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開始實施，北京垃圾處理走向“正規化”。

2017年3月，東小口最后一個成規模的舊貨回收市場——京豫旺發廢品回收市場拆除。4個月后，徐源鴻正式注冊了北京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

分得越細，價值越高

“公司正式成立了四年，2021是我們盈利的第一年。”離“掙大錢”的樸素愿望，徐源鴻似乎更近一步了。

召集人員在小區內開展垃圾分類宣傳活動和守桶行動，獲取政府補貼，這是最常見的一種經營模式，也是徐源鴻正式進入垃圾分類行業后的第一項業務。“2015年前后，我們承接了環衛集團的一部分垃圾分類業務，主要就是守桶做二次分揀和做宣傳活動。大概兩年之后，我們意識到這個事情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通過這些沒法完全調動居民的積極性。居民得真正參與進來，才能做好垃圾分類這個事情。”

“居民并非不愿意，也并非不了解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再好的政策都得有配套和運營，怎么讓居民更便利地主動參與。”結合互聯網專業，徐源鴻在2017年開始探索用垃圾投遞積累積分獎勵的模式，這在當時的北京尚屬首家。

垃圾回收柜落地后，效果卻不如預期。徐源鴻在調查中發現，垃圾分類以老人參與居多，而回收柜使用流程煩瑣，導致老年居民參與率低。加上機器、水、電、網、安裝及日常運營成本較高，收運頻繁成本也高，且占用業主公共空間，易被投訴拆除。

在此背景下，徐源鴻進一步升級了公司的回收模式，正式推出上門回收業務。“廚房的不要，廁所的不要，剩下的我都要。”對于居民來說，操作門檻降低，參與積極性就會提高。

這也是徐源鴻的公司沿襲至今的主要運營模式。“2018年5月18日我們做了上門回收的第一單。當時宣傳的時候還有個早年在日本留學的老大爺，垃圾分類的習慣很好，看到現在國內有年輕人做這個事情特別感動，送了我們一幅字：‘精氣神’。這件事也讓我備受鼓舞，堅定了走下去的決心。”談及上門回收的第一單，徐源鴻至今印象深刻。

以0.8元每公斤的價格從居民手中收取廢品后，垃圾走上“高速公路”，運往分揀中心。這個歷經艱難找到的分揀中心位于昌平區南邵。

與東小口廢品市場不同，愛分類的封閉式分揀中心干凈明亮，且擁有全品類的后端加工處理能力，建成了廢紙、廢塑料、廢金屬、廢玻璃、低負值資源、廢家電六大專業化分揀車間，將生活垃圾精分為50類，資源化利用率可以達到95%以上。

分揀中心背后，有一條廢品回收行業盈利的秘訣。“分得越細，產生的價值越高。精細分解之后賣掉可以獲得一些利潤;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在做深加工，通過科技、先進工藝使廢舊產品增值，比如廢玻璃做成工藝品，把塑料做成切片，從中創造價值。”徐源鴻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與此同時，徐源鴻也正在探索更多盈利點，如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比如運大件垃圾、搬大件家具之類的，這些業務我們在陸續開展。從政府處獲得的補貼，即每戶5毛錢，這些我們都用垃圾8毛每公斤的方式返利給了老百姓。”

全產業鏈的垃圾分類公司前期需投入大量成本。“土地租金、分揀中心的裝備、收垃圾的車輛和人員，這些加起來我們投了好幾千萬。”隨著鋪設社區范圍的日益擴大，徐源鴻的公司最終在2021年實現了盈利。截至目前，愛分類在北京覆蓋社區1002個，覆蓋居民近60萬戶，累計減量558020噸，累計減碳418515噸。

不能“循環了但不經濟”

愛分類的發展與盈利，是北京近年來加強環境治理的一個縮影。“一微克”行動、“清河行動”成效顯著，城市居民“出門見綠”，垃圾分類政策自2020年5月正式推行，居民參與率日益提升。

北京商報記者從市城管委獲悉，截至2021年7月，市民垃圾分類知曉率達到98%，參與率達到90%。分類投放、運輸和處理系統迭代升級，建設分類驛站1200余座，規范設置桶站6萬余個，涂裝運輸車輛3900余輛，改造密閉式清潔站800余座。

與條例實施前相比，垃圾分類“兩升一降”效果明顯，家庭廚余垃圾日均分出量4296噸，增長了12.9倍;可回收物日均分出量5097噸，增長了69.9%;其他垃圾日均產生量1.6萬噸，減少了25.7%，減量效果相當于少建了兩座日處理能力3000噸的垃圾焚燒廠。

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7.5%。而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2025年底全國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率達到60%的目標，還有明顯的距離，這也代表著垃圾回收市場的尚存無限潛力。

2021年，市城管委印發了《關于加強本市可回收物體系建設的意見》《北京市可回收物指導目錄》等多部政策文件，持續推進可回收物“點-站-中心”三級體系建設，加快“兩網融合”步伐。目前，600座生活垃圾分類驛站新建提升工作已完成，全市累計建成分類驛站2095座。

推行一年有余，垃圾分類無疑已廣布全城，越來越多人參與到這件環保“關鍵小事”中。但不容忽視的是，垃圾分類行業尚存問題。

在業內人士看來，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很多循環經濟，“循環了但不經濟”。環境產業本質上其實把廢物無害減量變成當地環境的產業本體，這需要各個層級傾力合作。

“推行垃圾分類一定要形成全鏈條的合力。現在的問題，在于這個鏈條還存在脫節。前端政府招的第三方企業主要做的都是宣傳和守桶，提高廚余垃圾分出率;而后端回收的企業只要高價值的可回收廢品。其實應該前后結合起來，把后面這部分的利潤反哺到前端，形成一體化的鏈條，既能減輕政府的負擔，又能用經濟效益驅動市場，老百姓也有利可圖，共同合力破解垃圾分類難題。”徐源鴻認為。

“十四五”期間，推動綠色發展是我國的主要任務。“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垃圾分類作為其中重要一環，再乘政策東風。

徐源鴻展望稱：“對于居民來說，最簡單參與‘雙碳’的行為就是垃圾分類。未來如果可以建立起個人碳賬戶，或許能讓更多居民參與進垃圾分類。”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副秘書長魏玉梅也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對于個人來說，通過垃圾分類，使再生資源能夠回收利用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減碳手段。目前一些高校、機構都開始研究個人碳賬戶，如果14億人都能參與到碳交易之中，市場流動性會非常大。”

(北京商報記者楊月涵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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