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間在上海街頭送藥的邵楠。 受訪者供圖

“藥品以小包裝為主，同封控初期一致。酒精消毒液偶有訂單，數量不大，可能社區居民室內消殺物資已經補齊。”4月24日晚上9點多，記者撥通邵楠電話，他剛結束當天的送藥工作。

50歲的邵楠是上海市政協委員，在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上海本輪疫情發生以來，他白天忙著協助社區防疫工作。3月31日他注冊成為某平臺的眾包騎手，只接藥品單，他說“因為很多藥品是急用，而藥品訂單運費加價低，接單的騎手不夠”。

3月31日當天，吃過晚飯，邵楠戴上平日騎自行車用的頭盔、推著剛買一個多月的電動車，出門送第一單。

“我記得是一個很偏僻的小區，到小區門口后拐了好幾道彎也找不到地址上的門牌號，費了好大周折。”邵楠說，他取藥時就有些手忙腳亂，顧客電話催促“麻煩你快點，我家里人等著吃這個藥”。

顧客出不了家門，邵楠把藥放在了小區門口。對方拿到藥后打電話向邵楠道謝，還打賞了6.6元。

“那天晚上特別冷，風又大，送完那單，想到等藥人的焦灼、騎手的艱辛，眼淚一直在眼眶里打轉。”邵楠說。

讓邵楠“眼淚打轉”的送藥經歷經當地媒體報道后，被廣泛轉載。（點擊鏈接查看此前報道）

如今，這位“專門送藥”的上海市政協委員依然在路上。像初次送藥那樣冷的天氣，他又趕上過幾次，但也沒攔住他的腳步。“太冷了，我的電動車沒有擋風裝置，想要盡快送達就只能全速開，風鉆到骨子里了。”4月16日晚上近9點，記者也曾聯系過邵楠，聽到電話那頭的他喘著粗氣，他剛送完當天第八單藥品。

“騎手配送很艱辛，有時找不到路，有時晚了會被顧客批評，他們有委屈，我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在藥店門口等藥時，邵楠會和其他騎手聊聊天。

疫情期間，上海不少路被封了，很多小區只保留一個門，騎手常常要“兜圈”。有一次，邵楠按照導航走，連續兩個路口都被封了，他又多兜了3公里才得以出去，“如果能上線一個及時更新的疫情地圖給這些騎手會好很多”。

一天早上九點，邵楠瞄了一眼他所在快遞平臺上的榜單，排第一的快遞小哥已送了42單，亞軍39單，季軍38單。“這一晚上他們肯定沒睡。他們普遍睡不夠，而且很多人每天只吃一頓飯。”邵楠說。

相比從早忙到晚的專職快遞，邵楠坦言自己沒那么累。“我最忙的一天也就送了13單，凌晨12點結束了。”

當“送藥小哥”20多天以來，邵楠的送藥包一直在變。一開始，他的小車一次能裝五六單，以小包裝常用藥為主；之后，人們開始以周為單位儲備基礎性疾病用藥。后來，消毒藥水、酒精等防疫物資的需求量開始變大，他的小車常常只能裝下一單。邵楠因此背了個雙肩包，里面有兩個袋子，以增加容量。而最近，藥品又以小包裝為主，同封城初期一致。

最近幾天，邵楠發現上海藥店也有了變化。

“一是藥店越開越多，二是藥店人手增加了。”他說,“我在路上有時搶了四五單，等到藥店的時候，其中的兩三單已經打包好放在地上，這是以前沒有過的。”

他還發現，前段時間人們只能線上下單買藥，現在部分藥店開了零售窗口，一些防范區的居民可以自己到藥店購買藥品了。

“平臺推送的藥店距離越來越遠，除了單量減少，還有外賣騎手迅速增加。”邵楠說，快遞小哥生活居住條件逐步改善，部分街鎮開始提供快捷酒店供快遞小哥選擇入住，快遞小哥們表示很滿意。

送藥的路上，邵楠還經過了多家銀行營業點，燈火通明，“商業銀行先行復工得到落實，對公業務正在恢復。”邵楠表示，“距離我這個‘假冒偽劣’小哥下崗的日子不遠了，快好了！”

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邵楠說，這些天兼職快遞送藥，也是一段難得的調研經歷。

“我學會從政協委員和快遞小哥兩個角度來觀察疫情下的上海，怎么能做得更好。”邵楠說，他打算把自己這些天的所思所想形成社情民意，建言獻策，希望繼續打通送藥堵點，讓更多的人及時收到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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