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惠制度曾經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不一定是最優的安排，而是次優的安排。不過，特惠制度不會持續有效，隨著經濟發展，我們需要不斷完善普惠制度。完善普惠制度非常困難，我們要充分考慮完善普惠制度的艱巨性，在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還要實事求是地考慮次優安排。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近日在參加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共同承辦的“首屆中國發展規劃研討會”時表示，“特惠模式”的成功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不過，特惠制度不會持續有效，隨著經濟發展，我們需要不斷完善普惠制度。

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的源泉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白重恩將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并將高速增長動力分為要素積累產生的貢獻以及效率改善產生的貢獻進行分析。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2007年，第二階段從2008年到現在。“之所以以2008年為分界點是因為2008年出現了全球經濟危機，后一階段經濟增長跟前一階段有很大不同的特征。”白重恩說。

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03%，這是非常快的增長速度，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能夠在29年間持續保持平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確實是一個奇跡。

從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兩個生產要素積累來看。按照增加核算法計算，人力資本增長對每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81，也就是說10.03的增長里有2.81來自于人力資本的改善。主要原因是，我們這段時間正在享受人口紅利，適齡勞動人口越來越多，而且教育水平不斷改善。

判斷物質資本主要看每生產1元GDP所用的資本增長的量，如果單位GDP的資本存量是在增加，那么它對增長有貢獻，就會提高增長。如果單位GDP的資本存量下降，它對GDP是負面的影響。第一階段這一塊是0.57%，正常的經濟增長狀態下，這部分應該是0。所以1978年到2007年，物質資本積累基本屬于正常。還有一部分物質資本積累來自于效率改善的誘導。也就是說，在企業效率改善的情況下，企業就會有很強的動機投資物質資本，這部分對增長的影響算作是效率改善帶來的影響。

這一階段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來自效率的改善。經濟學中通常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來度量效率改善。效率改善不但會帶來增長加速，還會誘導其他要素積累。效率改善后企業會更愿意增加投資，間接帶來經濟增長。“根據我們的測算，從1978年到2007年，效率改善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效果占到經濟增長的6.68，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中三分之二來自于效率改善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白重恩說。

第二階段從2008年到現在，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是8.56%，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出現雙重下降。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2.8下降到1.43，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人口紅利增量開始減少，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劇，盡管我國教育水平還在不斷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在下降。此外，效率改善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大大下降，從第一階段的6.68降到了2.48。

同時，為了生產1塊錢的GDP，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入才能達到。“盡管這樣的投資短期會帶來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8.56的經濟增長里有4.53來自于資本的增加，也就是用越來越多的資本生產同樣的產出。”

白重恩強調，如果把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分成這樣兩段來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增長的來源非常不同，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和人力資本的改善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而使用越來越多的資本是不可持續的。也就是4.53這部分是不可持續的，人力資本改善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分別是1.43和2.48，兩項加起來不到4，這很令人擔憂。

改革和開放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改善

白重恩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改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改革和開放。

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全國統一市場不斷完善，地區之間貿易增加，地區之間可以更大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同時，改革也加劇了企業間的競爭，競爭促進了效率的改善。全國統一的市場不僅包括產品市場，也包括要素市場，要素的流動越來越暢通。市場環境改變了，如果企業不對此做出反應，也不可能有效率的改善。所以，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企業擁有了更大的改善效益的積極性和自主權。這也是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必要因素。白重恩認為，上述的條件和很多國家得到的結論是一樣的。而“中國特色”在于除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之外，充分發揮了各級地方政府的作用。

人們普遍關注在市場中，政府和市場的分工是什么，各自起什么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我們的市場環境是什么樣的?如果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市場環境，那么市場就可以起更大的作用，政府就要發揮相對小一點的作用。如果市場環境不是很完美的時候，為了克服市場制度不完美帶來的問題，我們就需要地方政府發揮更多的作用。

“那么我們的市場環境怎么樣?”白重恩介紹說，世界銀行在過去十幾年中每年都發表一個營商指數排名報告，對190個經濟體在10個方面進行排序，基于這10個排序做出一個綜合排序。我們的綜合排序排在第78位，相較于2014年的第96位，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在一些細項方面并不令人滿意。

在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夠非常完善的情況下，為什么中國經濟還能取得較快的增長，尤其是1978年到2007年之間，中國經濟實現10%的高速增長?這是讓很多經濟學家非常困擾的一個問題。

白重恩認為，在市場環境不是特別完美的情況下，中國的各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幫助企業解決市場環境不完美所帶來的困難的作用。白重恩將其稱之為中國的“特惠模式”，他進一步解釋道，盡管普惠制度化的營商環境還不完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問題，這時一些地方政府會為他們青睞的企業提供幫助和保護，克服不良營商環境對企業發展造成的阻礙。當然并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享受到同樣的保護和幫助，或者并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得到同樣力度的幫助和保護，而是某些特定企業，我們稱之為“特惠對象”。盡管如此，至少有一些企業得到了這樣的保護和幫助，這和所有企業都得不到幫助和保護相比是一個很大改善。“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過去4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白重恩認為，這種特惠模式之所以會成功需要具備四方面條件。

第一，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動力去幫助和保護企業發展。

第二，地方政府選擇的特惠對象不能太差，如果地方政府都去幫助那些扶不起來的企業，經濟也不會增長。實際上，許多地方政府官員能夠識別哪一些是比較好的特惠對象。數據證明，地方政府幫助的企業效率還是不錯的。

第三，地方政府幫助企業主要是幫助這些企業解決制度不完善帶來的困難，并未損害其他企業利益。如果地方政府幫助企業獲得很多資源，則會造成資源扭曲。所以，地方政府怎樣幫助企業非常重要，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幫助是降低制度性成本方面，而不是提供廉價要素，這對經濟增長就是有益的。

第四，如果一個新的企業與一個已經得到地方政府幫扶的企業形成競爭，可能地方政府為了保護自己幫扶過的企業，就會對新企業的準入形成障礙，這個時候特惠模式可能就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好在中國有很多不同的地區，它們之間形成競爭，如果一個高效率企業在某個地方得不到幫助，它可以在另一個地方獲得幫助。這樣企業生存空間還是很大的，

白重恩認為，隨著經濟發展，特惠模式的負面作用會越來越大。地方政府找對特惠對象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找對特惠對象越來越難，因為越來越難以找出哪些企業效率更高，然后對這些效率更高的企業予以傾斜。另外本來效率更高的特惠對象可能效率不再更高，地方政府過去幫扶的對象，當他們效率變得不再高的時候，如果它們還繼續得到政府的幫助，可能就會對資源配置產生不利影響。所以特惠模式的效果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差。

“特惠制度曾經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不一定是最優的安排，而是次優的安排。不過，特惠制度不會持續有效，隨著經濟發展，我們需要不斷完善普惠制度。完善普惠制度非常困難，我們要充分考慮完善普惠制度的艱巨性，在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還要實事求是地考慮次優安排。”白重恩說。

此外，白重恩認為，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也非常重要。全球化的競爭以及由此帶來的倒逼機制為改革提供了動力。

關鍵詞： 清華大學 中國經濟 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