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我國稅制改革圖卷，一些重要的時間節點映入眼簾：上世紀80年代的利改稅、1993~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營改增、個稅改革等稅制改革舉措，為我國建立現代稅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0年來，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讓我國逐漸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稅收體系。

我國稅制改革經歷了哪些重大變化?如何加強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下一步稅制改革重要方向有哪些?《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對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進行了專訪。

稅制改革經歷四個階段

NBD：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稅收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在您看來，稅制改革主要經歷了哪些重要的階段?

李旭紅：如果從開放的角度梳理這40年來的稅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利改稅，確立了市場經濟環境。在開放、健全的經濟環境下，貨物資本與勞動力可以實現自由流動;第二階段是實行雙軌制差別稅制階段。現在我們可能認為這種差異性對國內企業不公平，但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正是由于這種差異性吸引了外資，在帶來技術與資本等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中國經濟因此高速發展;第三階段是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更為開放。中國不再給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內外資企業可以在稅制統一的背景下公平競爭;第四階段是中國進入建立現代稅制階段，也就是我們當前所處的階段。

NBD：近五年來，稅收改革取得了多項重大進展。營改增全面推開，稅收法定進程加快等改革舉措對我國的企業發展、建立現代稅制有哪些重要意義?

李旭紅：關于營改增的作用，大多數企業認為能消除增值稅鏈條內外的重復征稅，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并規范企業的內部管理，以及促進專業化分工。還有一些企業認為，營改增提高了企業財務人員的賬務處理、發票管理、現金流控制、資產清算的能力，增強了企業的納稅意識。

我國的稅收制度包含十多個稅種，其中稅收總額最大、對企業影響程度最深的兩個稅種分別是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迄今為止，我國的增值稅制度尚未立法，很多稅種需要爭取在2020年立法。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是通過行政法規來規定的，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法治環境是很重要的前提，每個市場主體都要在法律約束下征納稅。落實稅收法定是我們市場逐漸成熟的一個體現，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

NBD：今年個人所得稅制改革邁出了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第一步，從稅制的角度，您認為有哪些作用?

李旭紅：在建立現代稅制階段，我國完成了個人所得稅法的第七次修訂，這是稅制改革史上的一次歷史性突破。

個稅改革的一個亮點是由分類計征轉為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模式，模式的轉變本質上是解決勞動征稅與資本利得征稅的問題。稅收用綜合所得的方式解決勞動征稅問題，降低了大量中低收入人群稅負;用分類計征的方式解決資本利得征稅問題，資本利得征稅基本維持不變，在減稅背景下我們沒有排斥資本。

這次改革充分借鑒和融合國際上個稅的發展趨勢。我們采用標準扣除、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擴大稅率級距等方式全面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負。而中高收入人群的勞動收入稅負如何處理還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改革要促進經濟結構優化

NBD：近期，相關部門多次表態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政策，隨著稅收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您認為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有哪些?

李旭紅：下一步，我認為稅制改革的主線應當是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匹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是兩個重要的方面。

我們都知道，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要求，同時，降成本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稅制如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在稅制改革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呼應的背景下，稅制改革要聚焦于促進經濟結構優化這一條主線。聚焦到企業降成本的角度，就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調整。

具體來說，增值稅是一個中性的稅種，而企業所得稅作為一種直接稅，調節作用更加明顯。從當前降成本的角度來看，增值稅改革會對廣泛地降低企業成本起到非常直接的作用，與改革的目標相匹配。此外，企業所得稅的改革同樣需要重視，通過企業所得稅的差異性來調整產業，可以引導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數字經濟等領域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NBD：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也不斷加強與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您如何評價在國際稅收方面，近年來我國取得的成效?

李旭紅：稅收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稅制改革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并將其作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是與世界各國廣泛對比及借鑒而形成的，因此，在稅制的設計上，均考慮到了摩擦與協調問題，力求盡量實現稅制的趨同，提高我國的稅制競爭力。10年過去了，國際稅收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各國合作而形成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多邊公約》便是全球包容性增長框架中的重要內容。

在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并之后，我國進行了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例如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統一、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的統一等。這些稅制改革舉措，主要著力點在于在開放的前提下保障內外資企業享有公平的稅收環境。

總的來看，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在進一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國對于國際經濟的參與度，已不能僅僅局限于參與二字，更應該增強話語權，不但要反映自身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全球收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需要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而新的秩序又要求各國去反思本國的稅制，使其能夠減少與國際稅制發展趨勢之間的摩擦，建立順應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現代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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