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其實可以不躺的。

他出身世家。曾祖陶侃，東晉大司馬，受封長沙郡公，是晉朝名臣。祖父陶茂，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征西大將軍長史。父親事跡不詳，不過《陶淵明集》說是姿城太守。雖然陶淵明父親死得太早，導致家里經濟情況不佳，但在那個時代，他這樣的出身就意味著入仕門票，幾乎所有的大官都是他家的故交。那時還沒有科舉制度，整個官場都是他們這些世家子弟的專享游樂場，只要他想，隨時都找份不錯的工作，走上人生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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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躺的。

從20多歲到40歲，他一直在打工，從江州祭酒，到這參軍那參軍，到彭澤令。雖然每份差事都干不長，但都是在一線機構，算得上高級打工仔了。而且年輕時，他還挺有奮斗精神的，他自己說他“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可見也曾是個有抱負的人。

他去當彭澤令是為了多賺一點錢，然而就在彭澤令這個肥差上，他只干了80多天，就裸辭了。這一躺，就再也沒起來。

這么好的工作，為什么不干了呢？

他自己的解釋是家里有事。“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妹妹在武昌去世，按情理得去奔喪，所以辭職）。外人說他是看不起上級，“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上面派督郵來巡查，下屬告訴他需要以禮節迎接對方。他不愿意跟這種人勾兌，嘆息說“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小心伺候鄉里小人”，于是解印辭職。《南史》）

其實，督郵何辜，見都沒見過陶淵明，就被他當做了辭職的借口，而他想辭職，早不是一天兩天了。

裸辭回家后，他寫了一篇《歸去來兮》抒發心情，里邊有幾句談到了辭職原因：“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基本上是直接地表達：不想再見這些人，不想再做這些事。回首他少時“撫劍獨行游”的心態，這是多么大的改變啊！

除了“妹妹去世”說，他后來沒再就辭職的事做過解釋，也不提對職場的看法，但從他非常偶爾流露的憤世嫉俗里，還是能看出一點他不愿工作的原因。

在他很難得的一篇感嘆時事的文章《感士不遇賦》里，他說“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捕魚之網密織而魚恐懼，捕鳥之羅大張而鳥心驚。明智的人覺悟到世事如何，寧愿逃避官祿歸還鄉野），因此他“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寧愿受窮滿足心意，也不想委曲而損害自己）——這得是什么樣的世道，連摸魚都不合適，必須得離職才行。

讓他寧愿受窮也不打工的世事到底如何呢？陶淵明所生活的時代，是東晉末年，在他并不很長的人生中，他經歷了庾楷謀反、孫恩叛亂、桓玄篡位、安帝復位、劉裕改朝換代等等等等一系列很多人幾輩子也經歷不了的大事，他所服務的官場可謂是波詭云譎風雨飄搖，而他的幾個崗位雖官不大，但都在風口浪尖的附近——一次在桓玄幕府，一次在劉裕幕府，其敏感程度可以想見。如果是個“有追求”的人，這是火中取栗的機會；但對他來說，卻都是難以忍受的違心。變幻的局面，也讓他生出深深的無力感，他在一首詩中寫出了這種幻滅：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余。”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躺平之后，陶淵明發展成了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躺學大師。他的重要成就，一是總結出了躺平的樂趣，二是告知了躺平可能面臨的風險以及應以什么樣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境遇，給后世有志于躺平的人們指出了一條道路。

躺平的樂趣不用多說，陶淵明最出名的詩文，基本都與此有關。比如“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反自然”；比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更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而躺平的風險有哪些呢？首先當然是缺錢，“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旬日已來，始念饑乏。今我不述，后生何聞哉？”（舊的糧食吃光了，新的還沒下來，農民要是再趕上年災，漫長的日子實在難熬。一段時間以來，已經開始感到饑餓困乏。我要不告訴你們，你們都不會知道這種狀況。）寫下這段話的時候，陶淵明已入老境，老來受窮，尤其讓人難以忍受。

沒錢伴隨的，是抵抗意外事故的能力減弱。歸隱田園后，陶淵明家失過一次火，本來就不富裕的家，因為這場火，更加陷入貧困，以至于他后來常常懷念失火之前的生活，那時候還能天天吃飽——“仰想東戶時，余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即便如此，對陶淵明來說，躺平的日子依然勝過在官場中汲汲營營。他用達觀的心態，坦然面對了這些窘境。失火之后，他們搬到了另一個村子，他寫詩慶幸這次迫不得已的搬家，說“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早就想搬到這兒來了，這兒多好啊，有這么多能玩到一塊兒的朋友！”

躺平也意味著放棄對后代的期許。陶淵明有5個兒子，都再沒達成他們先祖的成就。這一方面是時代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沒有雞娃。他后來給兒子們寫過一封信，對沒給孩子帶來好生活表示抱歉，同時也希望孩子們能了解人生的真正意義：“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賢，誰獨能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告誡儼、俟、份、佚、佟：天地給人以生命，有生就一定有死，自古以來，即使是圣賢的人，誰又能夠獨自逃脫死亡呢？子夏曾有過“死生有天命，富貴天注定”的議論。像顏回、子貢、子張、子路這樣親自接受孔夫子教誨的人也都發出這種議論，難道不是因為命運的好壞不可妄求，壽命的長短永遠無法在分外求到的緣故嗎？ ）

與古希臘躺學家犬儒主義者不同，陶淵明的躺平超越了憤世嫉俗，有著對世事更大的悲憫。無論世界糟糕到什么程度，絕不自我作踐，即便這個世界種種讓人失望，他依然選擇從中尋找自己認同的美好：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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