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訴趙宇讓見義勇為者更有底氣

今日社評

本報特約評論員

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總是在好人遭遇惡人時束縛好人而放縱壞人，而應當鼓勵人們面對不法侵害時，敢于毫不退讓地制止侵害，并解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期待司法機關在具體操作中更加包容對待見義勇為，讓社會更有浩然正氣，讓善良正直的人更有底氣和勇氣。

一場沸沸揚揚的“制止不法侵害反被刑拘”案，在公眾輿論的持續關注下，迎來了峰回路轉的時刻。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警方2月20日晚通報，對趙宇以“過失致人重傷案”移送晉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后，晉安區檢察院經審查認為，趙某的行為屬正當防衛，但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傷的后果。鑒于趙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為弘揚社會正氣，鼓勵見義勇為，綜合全案事實證據，對趙某作出不起訴決定。(相關報道見A8版)

按照當地檢察機關的認定，趙宇在制止一起暴力侵害事件的過程，與暴力侵害者發生了肢體沖突，并對后者造成了人身傷害，其行為不應屬于“故意傷害”或“過失致人重傷”，而屬于見義勇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可以讓背負巨大壓力的趙宇長舒一口氣，而長遠來看，這一處理結果顯然是司法對正義的有力匡扶，有利于更多人面對不平之事“該出手時就出手”。

見義勇為不屬于刑法術語，但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中，對見義勇為行為也有相應的界定。刑法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法律規定簡單明了，實踐中的具體操作卻異常復雜。一些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將見義勇為者和施害者的損失大小、傷情輕重以及施害者的犯罪罪行嚴重程度，作為正當防衛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認定標準。譬如，要是施暴者因見義勇為者的“制止”受到重傷，而見義勇為者僅受到輕傷甚至沒有傷情的話，就認定正當防衛超過了必要限度，并追究其法律責任。在這種觀念支配下，近年來各地出現多起“見義勇為反被拘留”事件，造成了很不好的社會影響。

見義勇為本身就存在風險，需要特別的勇氣和智慧。見義勇為者面對的多是突發事件，需要迅速果斷出擊方可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也正因為如此，才很難不免不對違法者造成損害。如果要求普通人面對不法行為時，先仔細想想如何有效制止又不造成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損害，待考慮周全時，恐怕不法者已造成事實上的損害且逃之夭夭，其結果只會更糟。

尤其是，不法侵害者受損是由其自身的不法行為引起的，如果沒有不法行為在先，也就沒有見義勇為帶來的“合法傷害”。要是對見義勇為過于苛刻，只有當見義勇為者受到比不法者更重的傷害才能免責，這不等于強迫見義勇為者“流血”嗎?在趙宇制止不法侵害事件中，檢察機關擯棄了陳舊的辦案思路，及時作出了正當防衛的認定，不追究趙宇超過必要限度的刑事責任，積極回應了社會關切，打消了公眾的疑慮，值得充分肯定。

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總是在好人遭遇惡人時束縛好人而放縱壞人，而應當鼓勵人們面對不法侵害時，敢于毫不退讓地制止侵害，并解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去年江蘇“昆山反殺案”發生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指出，要鼓勵大膽適用正當防衛，糾正以往常被視作“正常”的保守慣性，避免對防衛行為作過苛、過嚴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指出，將適時出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期待司法機關在具體操作中更加包容對待見義勇為，讓社會更有浩然正氣，讓善良正直的人更有底氣和勇氣。

編輯：史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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