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里橋的橋洞下，堆放著一些編織袋，一位女性農民工坐在中間休息，被擋住了臉。

3月29日下午，唐叢和站在六里橋的路邊等待。

等活兒

北京六里橋的農民工們發覺，今年的活兒特別不好找。

位于西三環中路和京港澳高速交匯處的六里橋曾是北京著名的民間勞務市場，幾經變遷，如今仍有一些農民工聚集，等待招工者開著面包車來“拉人”。

62歲的陳同復一個月只接到兩天活兒，在工地上清掃、運垃圾，一天下來能掙200元。53歲的徐綠山上一次進工地是去年8月，此后再沒找到一天工作。他7年前患上了眼疾，3個月前，他身上的錢花光了，靠工友接濟、翻街邊垃圾桶里的剩飯菜度日。59歲的唐叢和幸運一些，上個月，一位好心的工友介紹他在大樓里拆除墻體和地磚，工價是一天250元，他干了12天。

3月末的下午5點，大多數找活兒的農民工已經離開六里橋，唐叢和獨自坐在路邊，身上罩著一件肥大的迷彩棉衣，兩只袖口磨得發黑。他身高不足1.6米，戴了一副以路邊撿來的粉色框眼鏡，鏡片后，他右眼血紅，說是因為上火。

他有5天的工錢沒拿到手，1250元。工地老板說還有3個廁所沒拆，叫他回去等幾天，拆完一起結。唐叢和于是天天來六里橋下等，老板只要一打來電話，他能立馬趕到工地。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北京的許多工地都停工了。在農民工的工友群里，招工的消息明顯少了。木工張舜說，以往殯儀館施工的活兒一天能掙500元，今年卻只有三四百元，工人們還搶著干。

對于大齡農民工而言，需要擔心的不只是疫情。

近三年來，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地先后出臺了建筑業超齡農民工的清退令。上海2019年發文，禁止18周歲以下、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禁止55周歲以上男性、45周歲以上女性工人進入施工現場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影響身體健康以及危險性、風險性高的特殊工作。

“就是近兩年，好些工地開始有規定，超過60的都不要！”一位55歲的重慶工人說。他已經15天沒找到活兒了。隨機訪問的5位年齡超過55歲的農民工，都有過因為年齡而被工地拒絕的經歷。在一個工地招工App上，大量招工啟示都注明了只要“55歲以下”的工人。一些招聘中，年齡的上限被劃定在45歲或50歲。

大齡農民工正在被淘汰，但許多人不想離開。六里橋下的農民工們相信，雖然年齡政策在收緊，但至少現在，仍有建筑工地能夠“收留”他們。

老去的工地

另一邊，一家裝飾裝修公司的負責人蘇勤正面臨著“招不到工”的窘境。招工的信息發出去，隔許久才收到一條來應征的消息；一個瓦工的崗位，空了7天無人問津；工價一年比一年高，年輕的工人卻一年比一年少。

蘇勤說，疫情之下，農民工去外地務工的意愿大大降低，人員流動性小，勞務市場里的工人少。有時候，在網上剛招到工人，一聽要出省，對方又拒絕了。

此外，年輕人越來越不愿意進工地。早在2008年，中國人口學會會刊《人口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相比于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從事餐飲、銷售等服務性行業，而從事建筑、開礦等“臟、累、險”職業的比例明顯減少。

蘇勤做了20年裝修工程。起初，工地上都是20來歲的小伙子，還有些十八九歲的，把工地當學校，跟在老師傅身后做學徒、學技術。而現在，蘇勤所在的工地有80多名工人，半數的年紀都超過了50歲，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工人有五六名。

工地正在老去。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以來，我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逐年提高。2020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1.4歲，比2016年提高了2.4歲；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相較2016年增加了7.3%。

一名來自哈爾濱的包工頭說，由于招不到年輕人，當地大多數工地仍在招收大齡農民工，補充勞動力缺口。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在調研中也發現，60歲以上的農民工在建筑用工中仍占有“不可忽視”的比例。他認為，建筑市場之所以能夠保持均衡，正是因為有一部分大齡農民工在支撐。“從整個系統的角度來說，城市仍然需要他們。”呂德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

隨著工地“老齡化”加劇，年輕的農民工變得愈發搶手。一個月以來，40多歲的張舜已經“連休息帶干”掙了1萬多元。“像我們，有一些俏活兒就干一干，那些次活兒我們都不干的。”他說。

相比之下，上了年紀意味著報酬將打折扣。比如貼地磚，按面積計算工價，年紀大的工人貼得慢，一天下來拿到的工錢也就少。許多工人為了賺更多錢，會主動要求夜里加班。而在按照天數計算的“點工”中，工價的差異更加明顯：年輕水電工一天300元，若是60歲以上，則在250元左右。

“建筑、裝修，畢竟還是賣體力、賣手工的活兒，年紀一旦大了，做事的體力、視力、手工都跟不上，即便老工人技術熟練，做出來的質量也比不上年輕工人。”蘇勤解釋道。

當被問到多大的工人在工地算“年輕”，蘇勤幾乎沒有猶豫：“四十幾歲吧。”

回不去的農村

眼睛血紅的唐叢和在工地上打了9年零工。他曾被騙進兩次黑磚廠，從此對長工不再抱有信任。建筑工地龐大、臨時，零工活躍，唐叢和鐘情于此。況且，零工的日薪往往要比長工高一點，因為不包吃住。

呂德文認為，大齡農民工選擇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個重要的考量是，零工工價與他們的辛苦程度之間是對等的。“我們無需將他們‘悲情化’。客觀上，大齡農民工自身的滿意度是比較高的。”

同樣是賣一天力氣，做園林綠化只能掙100元出頭；做環衛，機會少，且多收長期工；當保安，騙子中介太多，被派來派去，如果拒絕，就拿不到錢。

58歲的農民工韓栓正在發愁，“做了一個月保安，還有300塊沒給我！錢不多，但是他欠了我一個月了！再不給我，要沒錢吃飯了！”

不做不穩定的長工，這是唐叢和9年間攢下的經驗，也是他不肯離開工地的理由。

11年前，唐叢和為了攢錢給母親治病，搭火車從老家四川巴中來了北京。頭兩年，他在順義一家磚廠打工，將燒好的磚用小推車從窯里運到卡車上，磚摞起來比他高出一截。早晚輪班，10多個小時，磚窯里的高溫幾乎要把他烤化。

干了兩年，唐叢和累得承受不住，離開磚廠，進工地干起了零工，掙到的錢除了生活費，全寄回了農村的家里。2017年，母親去世，妻子嫌家里太窮，帶著孩子離開了唐叢和，從此幾乎再無聯系。

徐綠山是河南省潢川縣隆古鄉高稻場村人。1998年，全國農村地區開展第二輪土地承包，徐綠山在外打工，家中年邁的父母種不了地，他就沒有要村里分下來的土地。父母過世后，家里的土屋因為常年無人居住，也塌了。沒地、沒屋，農村回不去了，徐綠山說自己成了城市里無根的“游魂”。

頭發花白的陳同復聊起自己來北京打工的原因：“兩個孩子都不孝。老二結婚的時候，給他修房，買車。花了80多萬元，我拿的錢。現在還有一二十萬元借的錢沒還清，兩個孩子都不愿還……只有我來還。債不還完，怎么辦呢？”

“60歲仍在工地上的，一般都是家庭負擔比較重的農民工。”呂德文說，“農民家庭正處在一個‘轉型、進城’的過程中，子女要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所以這一輩的農民工需要有務工積累來支持整個家庭，僅靠務農收入是無法發展他的家庭的。”

在未來10年，我國仍將處于高速城鎮化階段。據《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預計，到2035年時將有約1.6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這意味著，在未來，可能仍有大量60歲以上的農民工迫切需要在城市里找到謀生的位置。

大齡農民工“離不開建筑工地”，背后還涉及養老問題。在豆瓣“農民工子女”小組里，一篇《父母養老問題才是最讓人焦慮的》帖子得到了最多回復。帖子寫道：“雖然一輩子做最辛苦最枯燥的工作，但沒有社保，農村合作醫療加上地方政府推的重疾險，大病能報不少，但小病門診啥的報很少，保費也在飛漲……我父母都55了，他們還能打幾年工啊！我現在也只是畢業兩年，將將自立。”發帖人說，他的父母為了攢養老錢，減輕他的負擔，前幾年開始跟著親戚外出務工，一天的工資是380元。

與許多大齡農民工一樣，唐叢和沒有繳納社會保險，理由是沒余錢。現在，他關心的是該上哪兒找下一個工地，以及上一份遲遲沒到手的工錢。“有一句老話你知道吧？人的一生就像那個水面上的羽毛……”橋洞里，來往的汽車發出巨大的噪音，吞沒了他的后半句。

安全的成本

據媒體報道，安全因素是“清退”大齡農民工政策出臺的主因。上海市2018年全年建筑業安全生產事故死亡人員里，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而當地建筑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副主任霍薇認為，建筑工地“清退超齡農民工”不僅有生產安全方面的考慮，也是近年來用工成本不斷上升的結果。

“工地可能主要擔心的是超齡農民工受傷后的大額賠償問題。最近幾年，建筑工地的利潤遠不如從前，一部分有技術的農民工工資變高了，用工成本增加，工地更不愿意雇傭老年人，承擔賠償風險了。”霍薇說。

她曾經代理過一個案子，一個農民工在工地受傷，成了植物人，最后工地老板賠償200萬元。“對于一個小工地，完工之后能賺200萬元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一個工人受傷，賺的錢就全賠進去了。更別說如果有兩個、三個人受傷呢？”

“超過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因工傷亡能否認定工傷”，法律界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在現有規定中，男性60周歲、女性50周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之后，農民工和工地便不再是勞動關系。

一些判決認為超齡農民工不適用于《工傷保險條例》，因此超齡農民工受傷后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申請賠償。在《工傷保險條例》里，很大一部分賠償由社保基金支付。但如果按照后者的賠償標準，不僅工地要承擔更大比例的賠償金，勞動者自己也要承擔一部分。

霍薇最近代理了一位女性農民工的工傷賠償案件，這位農民工53歲，在工地上受了傷。按照法律規定，她的賠償應該分為三個部分：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

但工地認為她已經達到退休年齡，不存在就業問題，因此拒絕給予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霍薇一方在仲裁階段和一審階段都敗訴了，卻在二審勝訴，拿到了賠償。在查閱以往案件時，她發現，北京市不同的中院對于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工傷裁判尺度不一，沒有統一的判決標準。

在呂德文看來，提高工地安全性，并不一定需要清退超齡農民工。如果擔心安全問題，可以改進管理規范和基本安全設施；如果擔心勞動權益糾紛，需要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和政策執行環境。僅就勞動能力而言，當前大部分農民家庭中，60歲仍屬于壯年勞動力。呂德文建議，“清退”的標準可以軟化，變成有沒有勞動能力，而非一刀切的“60歲”。

3年前，唐叢和在工地上打電鎬，瓷磚的碎片飛進了眼睛里，他請醫生用鑷子把碎片摳了出來，從此一上火，眼睛就泛起一片血紅，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常年吸煙和接觸粉塵，他還頻繁咳嗽，“我們也這個年紀了，身體總會出一些毛病。”突然之間，等待工錢和新活兒的唐叢和變成了一個無奈的老人。

(文中陳同復、張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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