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頂在最后的那個人，我不能泄氣，不能把隊伍帶散，只能咬咬牙頂過去。或許這里解封后，我們還將去其他地方支援。現在只能忘掉其他瑣事，頂過一個小時算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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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左琳 編輯 劉倩 校對 吳興發

距離朝陽區勁松北社區被劃為臨時管控區，已經過去十幾天了。4月25日那天起，社區書記陳波就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力。組織核酸檢測、搭建志愿小組、保障居民生活……他從清晨5點開始工作，直到夜色深沉，才湊合著在辦公室睡下。

許多居民記住了陳波。這個49歲的社區黨委書記，頭發已經白了一半，常常騎著車把生銹的自行車，穿行在各個角落。配送、就醫、彈窗……各類問題到他這里，總能得到耐心的回復。

“干嘛去書記？來坐坐吧！”居民們看到他，熱情地招呼。

▲勁松北社區黨委書記陳波。受訪者供圖

其中一位居民記錄下了陳波的一夜——穿著白色防護服，坐在醫院外的馬路邊，等待居民就醫結束。陳波守了4個小時，不停囑咐受傷的孩子多多休息。

“可是他已經很久沒有睡上一次好覺了，”居民在社交平臺寫道：“這讓平日很少和社區接觸的我，真正感受到社區工作者的辛苦和偉大。”

繁重的工作不允許他記住這些細節。對陳波來說，他只是在一個普通的夜晚，完成了一項普通的任務。

以下是陳波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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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已經算早的了”

最初接到此輪防疫任務是4月25日，那天勁松北社區被劃為臨時管控區，那天的很多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這些天跟打仗似的，腦子都是亂的。

早上5點半，我開始布置核酸檢測工作。接人、拉線、指揮……每天都如此。

跟其他社區不同，勁松北社區被分割成10個小院，各自封閉。核酸檢測人員就分成11個組，去到各個樓院做核酸，基本到下午6點左右才能完工。

核酸檢測只是社區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要保障居民生活。

拿買藥和就醫來說，我們轄區大概有12000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三分之一，許多老年人有基礎性疾病，有的還患有癌癥，就醫需求比較大。為此，我們成立了好幾個志愿小組，收集居民的需求，再根據輕重緩急上報，由醫生統一研判，然后給病人反饋。

有些病人需要閉環轉運——我們就要幫忙聯系醫院，然后由急救車轉運，還要有一名社區干部陪同，協助繳費、填表等。

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4月28日。那晚我值班，一位年輕的父親急切地找來，說孩子意外摔倒，牙齒脫落血流不止，希望可以盡快就醫。我們很快聯系120閉環轉運，到達醫院時已經是深夜12點。

我們社區距離疫情風險點位很近，許多人的健康寶都出現彈窗，我也不例外。但我忘了彈窗這回事，所以去了醫院也進不去，只好穿著防護服坐在路邊等。

▲勁松北社區核酸檢測有序進行。受訪者供圖

那幾天降溫，夜晚很冷，四周很空曠。我一遍遍琢磨，接下來疫情工作怎么推進，志愿者隊伍怎么建立，居民買菜就醫怎么更方便……回到社區時已經將近凌晨5點。我閉上眼，試圖休息一下，但腦子里裝了太多事，沒睡踏實。三四十分鐘后，新一天的工作又開始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我還需要對接街道的職能部門，協調物資支持，組織下沉干部、支援單位、保安保潔等人員協同作戰……繞著社區走一兩萬步是常事，基本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已經算是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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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憑著熱情和一股干勁兒”

不只是我一個人，我們社區的其他工作人員也在一起堅持。

原本勁松北社區居委會有19人，但此輪疫情暴發之后，有人被派到其他核酸檢測點工作，有人居家隔離，有人去支援封控區和兄弟社區，最終只剩下13人。

我們想自己扛下來，但很快發現人手不夠。好在很快就有20多名下沉干部和其他街道的30多名社工來支援我們。他們有人負責取藥，有人負責配送，有人維持秩序、接聽電話。但要撐起社區的“最后一公里”服務，我們還需要更多人手。

▲勁松北社區黨委書記陳波與社區保安交流工作。受訪者供圖

勁松北社區是典型的老舊小區，雖然登記在冊的黨員有700多名，但許多老黨員已經搬到子女家中，剩下的黨員志愿者，年齡也大多在七八十歲。疫情之下，我不希望讓他們再勞累，所以我琢磨著要成立一個新的、以年輕人為主的志愿者隊伍。

5月1日，我開始在居民微信群中發布招募書。起初，招募效果并不理想，我就主動跟有意愿的居民溝通，后來有些居民也看到，社區確實面臨人手不足的困難，就主動找到我，希望能出一份力。

現在，這個志愿者隊伍人數已經突破了60人。他們當中有學生，有寶媽，還有個十四五歲小伙子很想參與，我們只好讓他跟著父親一起幫忙。

大家的工作多是和人打交道，每天都有新問題鉆出來。生活什么時候恢復正常，彈窗如何解除，孤寡老人怎么辦……很多居民沒有經歷過封控、管控，他們不安心，我們也都理解。

解答疑惑、疏解情緒，是我們必須要做好的工作。我一個人每天就要接聽至少200通電話，以前能挺一天半的手機電量，現在一個上午就用掉一半。10天下來，很多人嗓子都啞了。大家都是憑著熱情和一股干勁兒來做。

▲勁松北社區志愿者為居民服務。受訪者供圖

實際上，我們也是生手，這也是我第一次經歷社區封控、管控，很多東西都在摸索中。

比如疫情剛開始時，居民們一窩蜂地聚過來詢問，秩序亂了，我們就得迅速應對。作為整個社區工作的調度者，我只能捋順流程，一個接一個地盡快解決那些難題。

一開始我把工作想簡單了，以為跟過去一樣，打個沖鋒，就扛過去了。但恢復正常生活的時間表比我們預計的要長。欣慰的是，居民們還是很配合的，排隊做核酸的時候，基本都能保持秩序。更多人和我熟悉起來，有時候我去開會，他們都會熱情地和我打招呼：“干嘛去書記？來坐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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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頂在最后的那個人”

我家不在勁松北社區，在附近的農光里社區。4月25日接到防疫通知后，我幾乎日日住在辦公室，就躺在短沙發上，一臺吊燈整夜開著。這十幾天里，我只回家過兩次，但這已經比許多社區書記幸運多了。

回家主要是為了看看75歲的母親和77歲的父親。他們身體一直不太好，平時只有我一人照顧。他們都是黨員，能夠理解我的工作，但作為孩子，總會掛念他們。

第一次回家是4月27日深夜。回家前，我的轄區查出一管樣本陽性。因為我當時身體不適，同事們擔心我，替我去住戶家二次核檢，我留在社區一邊忙其他工作一邊等結果。很快，速檢結果顯示為陰性，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同事勸我回家看看，順便換換衣服。到家已是晚上10點多，父母還沒休息，我給他們講講近況，安慰他們疫情很快就結束了，希望能緩解他們的焦慮。

我們一直聊到深夜12點多，連日的疲憊讓我睡得很沉，凌晨3點，我突然驚醒，看到了一個小時前來的一條短信——轄區出現了確診病例，之前的陽性樣本核驗的最終結果仍為陽性。

看到通知，我腦袋一時發蒙。簡單收拾行李后，立刻返崗。

其實疫情這兩年多來，我們社區的防疫工作沒斷過。比如我們一直堅持入戶宣傳，鼓勵老人接種疫苗，還經常抽派人手支援其他街道。此輪疫情之前，我們已經在超負荷工作了。

遇到困難，黨員、干部先上，這是我們的傳統。現在，我們這些社區干部，幾乎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6小時以上。但大家一刻不敢放松，生怕一旦躺下休息，就干不動了。

這是我離疫情最近的一次，但我并不害怕，因為職責所在。可當我看著兩位年輕的同事進入封控區支援的時候，我真的很擔心，如果可以的話，我寧愿自己去頂替他們。

我身體一直不太好，高血壓困擾著我，腎臟、血管也陸續出現問題，2018年調到勁松北社區后，老舊小區改造和疫情防控兩頭忙，有時工作久了，腰和胸口就疼得不行，后背都是麻的。

這些我從沒跟別人說過，因為我是頂在最后的那個人，我不能泄氣，不能把隊伍帶散，只能咬咬牙頂過去。或許這里解封后，我們還將去其他地方支援。現在只能忘掉其他瑣事，頂過一個小時算一個小時。

開會的時候，我們幾個社區書記總會互相鼓勵、彼此勸慰：還是要堅持下去，一起扛過這段困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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