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出土“酒墱”款標本

(資料圖)

每一艘發現的古代沉船，都是滿含信息的絕佳標本、穿越時空被封存的“時間膠囊”。近日，一直備受各界矚目的、一直見證著我國水下考古發展光輝歷程的“南海Ⅰ號”，又迎來了新的聚焦目光。這一次，和廣州有關。它，來過廣州。新快報記者通過獨家專訪本次重大發現的核心人物，揭秘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南海I號印花2018NHIC10C②：0090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酒墱”款標本

2022年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發現，明確“南海Ⅰ號”沉船部分陶瓷器產自佛山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并確認“南海Ⅰ號”曾經到過廣州。消息顯示，2021年9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同佛山市博物館、佛山祖廟博物館和南海博物館，組成考古隊對南海區獅山鎮奇石窯和里水鎮文頭嶺窯開展區域性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三處因修路或民房建設等破壞暴露遺跡的遺址點，考古隊迅速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并向國家文物局申請考古發掘證照，直至2021年12月調查發掘基本結束。此次工作重新調查確認了南海兩處窯址的基本范圍，并采集了一批文物資料，掌握兩處窯址窯爐的基本形態；明確了“南海I號”沉船部分醬釉罐等器類的佛山南海產地。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的“吳字號”印文罐

2021年8月13日在文頭嶺窯址采集的“何深郡”印文醬釉陶罐殘片

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巖對此表示：“在全中國的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準的‘三點一線’軌跡確認，從產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體到了艙位），都被我們確認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義重大。”

“南海I號”印花陶罐

佛山博物館藏奇石村出土陶罐紋飾拓片

作為本次考古成果的“重大關聯最先發現者”，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長李灶新介紹，通過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資料整理研究階段性成果，以及南海諸窯搶救性發掘，不僅確定了宋代廣州“公使庫”和“公使酒庫”的具體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庫釀酒器具和裝酒酒墱，是由南海窯燒制。“更為重要的是，為確認‘南海Ⅰ號’到過廣州，并受廣州市舶司和廣州地方官員設宴招待并饋贈廣州公使酒，最后從廣州港離岸，提供了關鍵性實物證掘。”

全程參與發掘過程的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肖達順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佛山南海窯址考古工作隊不負眾望，“搶救性”取得“南海I號”相關重大發掘成果。調查發掘證實，佛山南海地區窯業生產至少到南宋中晚期還有很大的規模，而且區域性分工較為明確，內銷外貿市場方向和貿易線路較為清楚。

而早在2018年，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學者黃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獻中發表了相關論述。她同時提及她所了解的這些南海奇石窯和早期石灣窯大罐的明顯特征。她說：“通過對比大量海外、東南亞及中國地區的考古發現，我們認為此類罐子的花紋，一類印有花卉裝飾，一類有印章銘記，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紋裝飾；不少胎質較粗松，胎釉結合較差，釉層多剝落；釉色以青黃釉為主，還有淡青、深青綠、醬黃、醬褐、醬黑釉及無釉器——這些都是‘廣東罐’的特色。”

《南越宮苑遺址》Ba型四耳罐印花拓片

《南越宮苑遺址》Ba型四耳罐

佛山南海陶瓷罐，在廣州被搬上南海I號

李巖：這種精準確認，在水下考古史上實屬首例

南海I號宋代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確認產自廣東佛山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近日，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專訪了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巖先生，他詳細介紹了本次發現的緣起和推進過程。他強調，在全中國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首次做到如此精準的從產地、集散地到船艙“三點一線”軌跡確認。他同時對南海I號接下來的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充滿期待，并建議在聚落考古的概念框架下進行。

■收藏周刊記者 潘瑋倩

大灣區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收藏周刊：南海I號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確認產自廣東佛山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您是這個重要發現的核心人物。兩年前，是什么線索引起了您關注？

李巖：當時，我與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先生談及南海I號沉船年代問題時，同時注意到一件丙子年款大罐。他告訴我，考古報告中認為這件大罐是福建磁灶窯所產，應是搞錯了，這類罐子應是廣東佛山南海奇石窯及文頭嶺窯產品，并向我提供了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相關文章，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黃慧怡老師。我當時就說，這事太重要了！

為何？我們對南海I號國內航線一直特別關注，如果船上有佛山制造大罐，那它應該曾在附近停泊，否則罐子怎樣搬上去的？南海I號和珠三角的關聯度，就這樣產生了。

隨后我邀請南海博物館吳振宇館長安排館內年輕人，在“考古大家談”公眾號上專文介紹南海區博所藏奇石窯標本，以期引起學界注意。接著，我們幾人連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達順先生等，奔赴奇石窯和文頭嶺窯，通過窯址踏查及比對現場和館藏標本，依考古類型學角度，一致認可了黃慧怡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大灣區學者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隨即肖達順和李灶新向崔勇副院長匯報了發現情況，崔勇先生憑借他的責任感和學術敏感度，要求達順盡快提供工作計劃，并很快推動項目經費落實。

其間又聯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鋒先生，向他提供了窯址標本，及南海I號和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遺跡地層中出土標本，以進行便攜式XRF產地分析。

收藏周刊：為何會選取南越國宮署遺址標本？

李巖：這跟一組字有關，最主要就是“酒墱”二字，據李灶新的研究，南宋時公使酒庫就位于宮署遺址。他們發現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紋飾的醬釉大罐，與南海I號和奇石窯同類陶罐高度一致。這意味著廣州可能是這種產品的集散地。

通過檢測標本微量元素，并結合2021年底對奇石窯和文頭嶺窯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等，我們最終確認：從南海區窯址，到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地層，再到南海I號沉船，是此類罐子在珠三角的生產、移動軌跡。

此類罐子大部分應用來裝酒，銘文已告訴我們。窯址生產了酒的容器，容器在南越王宮署遺址（現北京路致美齋隔壁）宋代酒庫，被灌進廣東米酒，然后被運上南海l號。宮署遺址宋代公使酒庫，正是這種酒和罐子的相遇和集散之地。

以聚落考古視角復原社會生活

收藏周刊：您如何評價這次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

李巖：本次《中國文物報》以兩個整版來報道這次發現，在廣東考古發現的學術史上還是頭一次，如此，方與關系到南海I號相關研究的重大發現相匹配，這與曹院長的積極推動密不可分。

目前，在全中國的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準的“三點一線”軌跡確認，從產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體到了艙位），都被我們確認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義重大。

收藏周刊：要做到這種“成績”，應遵循什么方法？

李巖：必須按照“聚落考古”的方法進行發掘和研究。水下考古從方法論上說，就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同樣需要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聚落考古思想，并加以科技考古手段。這方法應是未來同類研究的一種很好的參考模式。

從底層邏輯來說，艙位等同于多室結構墓葬。依此邏輯出發，它的航線和停泊，它的不同艙位的不同貨物乃至貨物的裝載存放信息，都是聚落考古非常關注的問題。

而對船體的發掘和研究，我們要關注裝船的過程、正常航行的過程、沉沒的過程、沉沒以后的過程。這四個過程，是我對包括南海Ⅰ號在內的沉船聚落考古的頂層思路。

發掘時，與這幾個大的過程有關的任何信息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帶著這種思路進入，就可能把船挖成“一鍋粥”。

收藏周刊：在這種思路引領下，船上聚落的社會生活，將得以再現？

李巖：將嘗試復原當時的“社會生活”。雖然這種復原永不可能達至原始狀態，但可無限接近，您看這次就非常接近產地、集散地和裝船的事實細節。

正由于產地、集散地的原因，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南海I號離岸港口是廣州港。包括從此前學界的分析可見，最北停靠過的港口應是杭州，一路南下到廣州，遠航離岸前，裝上最后的補給，不僅有這些酒或淡水，我推斷船上的鵝、羊以及咸鴨蛋大體應當都是在廣州補給。

更大范圍來說，由于這些罐子被裝載上遠洋船舶，所以東到日本、朝鮮，西到印尼乃至肯尼亞，都見到它們的遺存。顯然，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上，廣東制造、佛山制造和南海制造都相當了得。

本次模式可在其他沉船考古中推廣

收藏周刊：您說的這種模式，將對南海l號乃至水下考古研究帶來什么積極推動？

李巖：第一步，首先要確認船上有多少來自南海的此類罐子，以及它所盛載的物品；目前發現的裝鴨蛋甚至楊梅的罐子，是否也產自這里？南海l號發掘出十多萬件套瓷器，產自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不同窯口，就其中的兩大類（儲物類和實際使用的）瓷器而言，我們都可嘗試把它們的產地與集散地逐一對應，當然，這個過程也許漫長。但這樣的研究，幾乎能深入到海上網絡貿易系統的毛細血管層級。

對銷售地的研究展望，也讓人心潮澎湃。據北京大學秦大樹老師論述，遠到肯尼亞；早到唐代、晚到明代，都可見廣東產的這種儲物罐。如果都能把它們和廣東具體窯址去做對應——我們試想一下對內和對外這兩個系統呈現出的豐富性！

所以我說，這種突破的模式，給我們打開了一排排的窗戶，從此視角更為廣闊！

在田野考古，特別是聚落考古的概念下，統領沉船發掘，綜合考慮產地與集散地；并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對沉船的瓷器產地進行基因級別對應研究，這種模式如果在南海l號或其他沉船考古當中推廣開來，我們可以想象：有多少歷史細節會展現眼前！

我們廣東考古不僅有田野還有水下，而且現實要求我們廣東考古人必須將兩者結合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對得起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以及公眾的期待。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南海l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三》的面世。希望盡快開展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并且按照聚落考古的原則和方式，以田野考古所見多室墓的角度來編寫發掘報告，盡可能客觀全面報道發掘的出土（水）的各種遺物和現象，才能互相配合，把研究推向深入。

同時，從目前南海l號出土（水）文物的收藏情況來看，建立包含所有遺存信息（不同年度）的全數據電子化數據庫十分必要，至少在虛擬空間，可以擁有一套完整的南海l號考古調查、發掘資料，為將來的研究與展覽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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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瓷器到生產陶瓷“快遞箱”“海絲”上的廣州在不斷靈活轉型

收藏周刊：從前學界有人認為廣東瓷業到了南宋之后開始衰微。

李巖：普遍有這種說法。

收藏周刊：本次重大發現的公布，是否為廣州在絲綢之路上的陶瓷產業研究，拓寬了視野？

李巖：具體來說是擴充了我們對于廣東生產的儲物類、包裝類瓷器的重要性的認識。如上所述，這類罐子，是食物等的“包裝”，類似今天快遞所用紙箱。此前我們較少去思量包裝類瓷器在制瓷業中的分量，而考古實證，這類物品甚至遠在肯尼亞都有發現，可見其“銷路”之廣。這說明南宋時我們的制瓷業并未式微，而是以另一種業態繼續發展。

收藏周刊：產業轉型。

李巖：對，為了適應海絲的發展，我們產業轉型了，開始生產“快遞箱”。

收藏周刊：為何當時要生產這么多“快遞箱”？

李巖：這顯然與廣州從先秦就開始的“都會”地位相匹配。到了漢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都會，就是海內外各門類貨物都在此聚會。

此時這個都會仍處于朝貢貿易階段，目前文物實證包括來自域外的以“蜻蜓眼”為代表的珠飾和以金戒指為代表的黃金制品，這些是朋友來“認門”所攜帶的精致手信。到南朝至唐代中期，除了金銀器和金銀幣，隨著佛教傳入，光孝寺等地出土的宗教類文物，確鑿地表達著當時人們的虔誠；而廣州，不僅是達摩西來初地，后來更成為南方禪宗的中心。在這些階段，我們貿易和文化圖層的底色是：多元開放下的吸納。

晚唐以后，從出土文物來看，我們開始轉“輸入”為“輸出”。黑石號沉船出水大量長沙窯，南越國宮署遺址在晚唐五代地層也出土很多此類瓷器，可見廣州港的活躍。“廣東人”也開始意識到出口陶瓷能賺錢，這時，精彩開始了，廣東特別是三角洲地區的瓷窯嘣嘣嘣如春筍勃發。

所以，對于廣東而言，海上絲綢之路早開，貿易和文化交流歷經了從奢侈品、到宗教和文化藝術、乃至日常生活用品的迭變，也因這里的兼收并蓄和博采眾長，所以總能審時度勢做出最佳反應。您看北宋時期，廣東窯址簡直多極了。到了南宋，人家搞“快遞包裝”業，又興起了一波。不見得要具體生產各門類商品，但商品“都會”于此，我們就可以給你生產、提供包裝材料。因為廣州是離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所以還會有大量食品補給。

因此我要說，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著不同的、具體的、精彩的表現方式。

（本版圖片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佛山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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