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的于漪是無數中國教師心中的偶像。從教70年，開設了近2000節公開課、培養了三代特級教師、寫下了400多萬字的論文專著。3年前，她獲得 “人民教育家”這一共和國首次頒發的國家榮譽稱號。《面對面》推出《共和國功勛人物》，在上海專訪了于漪。

“一切為民族”

于漪出生在江蘇鎮江，1937年，日本侵略者長驅直入時，她就讀的小學被迫解散。在最后一節音樂課上，年輕的老師教孩子們唱的是《蘇武牧羊》。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于漪：老師教一句我們就唱一句，結果教著教著這個老師就非常激動，激動了以后他就流淚了，他說明天學校就關門了，我們一定要打回來，當時我們小孩子，沒有聽到過那種大字眼，但是老師這種激情，這種流淚，讓我們幼小的心靈一下子懂事了。

記者：很多時候，我們只有在這種過程里面，幼小的心靈對于國家才會有概念。

于漪：什么叫家破人亡，不是四個字寫在紙上，說在嘴上，那種苦難，那種人民遭受的災難是刻骨銘心，永世不忘。所以一定要學歷史，我們這種受屈辱的歷史是不能夠忘記的。

經歷了逃難之后，于漪輾轉考到了鎮江中學，這所學校的校訓是“一切為民族”，在這里，國文老師教授《陳情表》中“煢煢孑立”一詞時，給她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于漪：他說注意這個詞讀“煢”，大家要看清楚，這個下面不是一撇，是一豎，筆直，筆直。他在黑板上就寫了一個大字“煢”，筆直，筆直，記得再窮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字形字音，給我們撒播的是做人道理。我們今天講上課要有德育，這不就是德育嗎？

記者：這一個豎就說明了一切？

于漪：筆直，筆直，他做個樣子給我們。學校的校訓“一切為民族”，這五個大字就成為我血液里頭最最重要的東西。基礎教育是給人從事基本建設的，基礎這個根要打得正，扎得深，它就不會被風吹雨打歪掉。如果從小根不正不深就不行了，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每個孩子都是國家的寶貝，家長的寶貝，你要把每一個孩子教好。有很多人問我，你為什么一輩子要在基礎教育？我說我自己深受優質基礎教育的培養，師恩難忘。要把這些傳承下來，要發展，要創新。

18歲那年，于漪考入復旦大學。免學費、免生活費的教育系對于漪來說，是最經濟的選擇，更是內心早就播下的種子。

培根鑄魂

1951年，大學畢業后的于漪成為原上海第二師范學校的一名歷史老師。8年后，因為工作需要，她從歷史轉行教語文。為了成為不耽誤孩子的語文老師，于漪每天晚上9點以前工作，9點以后學習，兩三年下來，她把中學語文教師該具備的語法、修辭、邏輯知識，該具備的文、史、哲知識，該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過了一遍。她給自己立下規矩，不抄教學參考書，不吃別人嚼過的饃。1986年，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閱讀于漪的手稿《學海探珠》時，曾拍案贊嘆：“于漪教書簡直教得著魔了！”

于漪對學生的愛也是持久而強大的。她常說，師愛超越親子之愛，學生就是我的天下。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帶過許多“亂班亂年級”，也重點關注過家長搞不定、想要放棄的孩子。

于漪：教師第一本領要看出孩子身上優點，你不能代替他成長，一定是靠他自己。比如說有一個孩子叫蔣志平，他爸爸是很好的一個企業干部，先寵得不得了，然后這個小孩皮得要死，打架、逃課、欺負同學。沒有辦法了，父親要把他趕走。跟我講我不要這個兒子，于老師我送給你。我說我要你兒子干什么？現在管不住了你要把他趕走，我就要緩和，我把他帶到家里。我把他帶回來跟他爸爸講，我說我們兩個人都要共同來教育他，他本質并不壞。那個時候喜歡裝半導體，我就根據他這個愛好買半導體，弄到家里來幫他裝。他就等于我的孩子一樣，跟我一起上班，再回來。那個時候大家經濟都比較緊張，有點好吃的，買葷菜都要給他吃，都是將心比心的。

記者：您帶這個孩子多久？

于漪：住了大概個把月，慢慢好了，跟他父親的關系就好了。

記者：您是把他當自己孩子在養？

于漪：一定，都是自己的后代，國家的后代不都是你自己的后代嗎？

因為把尊重孩子、愛孩子作為自己的信條，于漪總能找到讓孩子愛上語文、愛上學習的方法。

于漪：我可以把對語文恨得要死的人，最后讓他很喜歡。他數學比較好，但是語文一塌糊涂，錯別字連篇。我就發現他有個興趣，一天到晚褲腳管卷在膝蓋上面，腳上經常都是泥，干什么？捉魚捉蝦。我說這樣，我辦公室里有個臉盆，你把捉的魚蝦養到我這里來，你每天來看它。我其實培養他的觀察力，培養他的耐心，結果他寫了一篇文章，我真的寫不出來，寫得生動。他寫烏龜跟龍蝦打架，這個龍蝦是怎么樣先把腰彎起來，然后再戰。因為他看得仔細，那么我就把他找到辦公室來，幫他一邊改，這個字錯了，那個字錯了。他不好意思，于老師我錯的字那么多。我說不要緊，慢慢你就會改正。我講評的時候把它印出來，印了幾篇文章，他的是其中一篇，講給他們聽，我說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因為仔細觀察，你要寫出東西出來，你一定要培養自己的觀察能力。學生都很驚訝，曉得他語文從來不及格。

記者：這給他多少信心啊。

于漪：后來我每個星期六下午，如果不開會，我一定帶他們出去到博物館。有一次我帶他們去看燈展，結果他說于老師我看得還不夠，我星期天再來看好吧，我說好的，興趣來了，確實靠他自己，他有這樣主動性積極性，本來是一個好一個差，慢慢就上來了。

1978年，工作突出的于漪被評為全國首批特級教師。20世紀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為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的校長。

記者：您從教師轉到做校長，這中間區別特別大嗎？

于漪：從工作上來講范圍更大一點，但是很多問題我都思考過。比如說我學校勞動教育，我學校一百二十幾畝地沒有一個清潔工，全是老師跟學生自己。為什么？只有自己付出勞動建設美好的校園，他才知道你的勞動價值。因為我培養的師范生將來都要去做教師，如果身體很懶，沒有勞動習慣，怎么培養孩子？

記者：您怎么考核他們？

于漪：我的考核都很簡單，反正有二十幾個班去輪，總歸是二十幾天里頭有一天是不上課的，負責全校勞動，檢查，到各個崗位。

記者：大家有沒有人會說您特別嚴厲或者說管得太多了，會嗎？

于漪：我是制度管人，我只講道理，所有制度是思想先行，比如說我的住所全是自己打掃，鞋子一條線，熱水瓶一條線，毛巾一條線，隨時都是開放的，都可以檢查，我不是做給人家看，我要孩子養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比如說倒飯，我一看這泔水缸，不得了。我很簡單，食堂里拿個臉盆，我把泔水缸里頭饅頭這些撈出來，我去一個一個教室講，我們不是培養大少爺，大小姐。你們小學一年級就學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怎么倒了？我們西部中部那么窮，你怎么忍心倒了。

記者：您是校長，您就一個班一個班去講。

于漪：孩子很感動，然后制度保證，女孩子二兩飯吃不下，你買一兩半，你可以靈活。管理育人，主要是育人，育人是水磨的工夫，不是做個報告就行的，平時要有規矩。

煥發新顏的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吸引了來自上海各區縣優秀的初中生報考，為上海的基礎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20世紀90年代初，于漪撰文《弘揚人文，改革弊端》，提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學科的基本特點”。這個觀點被21世紀語文課程改革的課程標準所采用，深刻改變了我國語文教學的模式。

“大先生”于漪

在高負荷工作的幾十年里，胃潰瘍、肝炎、心臟病，都曾“光顧”過于漪，但她始終站在基礎教育的第一線。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審閱了從小學到高中12個年級的上海語文教材和教參。她曾經腰椎骨折，不得不臥床3個多月，但只要能坐起來，她就回到學校指導課題和論文，走進課堂聽課評課。

記者：您平常是睡在這個房間，這么簡樸的床，真的很簡單。

于漪：我們都是非常簡單生活。

記者：屋子擺設也都是很簡單。

于漪：都是非常簡單，這是書法家楊永健寫的，滋蘭樹蕙。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學生都要教好，實際上都是成長、成人、成才。

記者：您一輩子將近七十年從教經歷，就是在做滋蘭樹蕙的事情。

于漪：實際上也就是做到滋蘭，因為為國家為老百姓真的滋蘭樹蕙，是一種幸福，真的是幸福，覺得非常有意義。一看孩子成長了就快樂得不得了，苦跟樂是連在一起的，你沒有那個辛苦，你就不能夠嘗到由衷的快樂。

現在，于漪雖然已經93歲了，但是，每天她還會坐在小桌前，寫下自己對中國教育的看法和建議。在于漪看來，教育從來就不是結果，而是生命展開的過程。而對于她自己，就像釘在三尺講臺上的一柱紅燭，那些許微光，在無限地延伸。

記者：您青年時期曾經讀聞一多先生的散文，就很喜歡他的這篇《紅燭》。

于漪：因為我在想做老師本身，主要就是為別人來建立平臺，因為你的價值是在學生身上體現的，你的生命是在學生身上延續的，讓他成長那是一種非常快樂的事情。

記者：您讓我想到老師這個職業也是這樣的。

于漪：你把學生培養出來，這就是你追求的生命價值，我們就是要有這種胸懷，所以我說老師不僅是技能技巧，確實要有寬廣的胸懷。

記者：大先生。

于漪：是大愛，所以我說責任大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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