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基金經理借“場外期權”搞老鼠倉？事件本身可信度不高但依舊鬧得滿城風雨，值得行業和基民對合規和信披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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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二季報披露的尾聲剛剛落下，基金行業內又傳出來“驚天大瓜”。

據《每日經濟新聞》8月8日晚間報道，微博有用戶曝料稱，多位基金經理因為做場外期權被查，涉及基金經理達到300多位，鎖定30多位，甚至有的基金經理被執法機關帶走。

曝料者用“公募基金行業有史以來最大的丑聞”來形容這一事件。

事件發酵一夜后，一些業內人士通過媒體作出了回應。

據《第一財經》，多家頭部基金公司的內部人士都否認了該傳言，有的認為“傳言涉及300多位基金經理，屬實有些離譜”。《界面》新聞也報道稱，多家接受采訪的公募基金公司表示“造謠成本太低了”、“這個事情純屬傳聞”。

但是，也有觀點認為此次事件并非空穴來風。據財聯社援引業內人士，確有基金經理參與場外期權交易并被調查。

投資者卻按捺不住了。在雪球等交流平臺上，有投資者留言“公募圈的歪風邪氣早就該整頓了”，有的擔憂“酒、藥、新能源三板塊明天（8月9日）玩跑得快”，但也有投資者期待“只要抓人，對大盤就是利好，每次抓完人，大盤就漲的”……

好在市場并未遭受傳言沖擊。事發當天，滬、深、創業板指和科創50指數分別收漲0.32%、0.24%、0.71%和0.85%。

究竟什么是場外期權？它為什么被稱為難度最復雜的衍生品？如果基金經理做場外期權事件為真，這件事會對行業和基民、股民有何影響？背后的“花式老鼠倉”又是什么？

散戶并不熟悉的“場外期權”

對于大多數散戶和普通投資者來說，“場外期權”這個名詞是陌生的。

“即便是在專業的券商內部，（場外期權）可以說也是最復雜的業務”——有機構人士這樣評價。

那究竟什么是場外期權？BT財經先和大家一起簡單分析一下。

我們先看“場”，所謂場內和場外，指的是交易所的內外。

像我們一般買賣二級市場股票，就是在交易場所的組織下完成，但期權市場有所不同——它既可以在由交易所設計、并在交易所集中交易買賣，成為高度標準化的場內期權；也可以在非集中性的交易場所進行，變身成為一種靈活性更高、可以定制條款、合約非標準化的交易。

場外期權豐富了市場的交易品種，但也因為它的復雜性、尤其是脫離了交易所場景，因此市場監管嚴格規定，場外期權的交易對象主要是機構投資者。

搞明白了“場外”，我們再來看看什么是“期權”。

期權與期貨一樣，都是一種合約，但買到的不是一種具體的商品、股份或資產，而是一種權利。買方向賣方支付一定代價后，有權在某一特定日期或一段時間內，以某一個固定價格買入或賣出一種資產的權利。

教科書式的定義太過于晦澀，我們來看一個具體例子。

打個比方，假如我們認為最近房地產不錯，看中了一套200萬的房子，感覺它未來會升值，但是又不想冒太大的風險——這時候就可以和房東簽訂一份期權合同，約定一個月后，無論市場價格是多少，我們都能有權以200萬的價格買下這套房子。當然，這么好的權利是要花錢買的，我們會支付給房東1萬塊，來購買這項權利。

一個月到期后，房價可能上漲，也可能下跌。假如房價漲到了210萬，那我們肯定要以200萬的價格拿下這套房子，也就是“行權”，凈賺9萬。假如房價跌價到190萬，我們肯定不會以200萬接手這套房子，最終賠掉的是1萬元的期權費用。

期權就像是一個盲盒，打開之后可能是一筆不菲的盈利，也可能是一場空。

當然，舉的這個例子是最簡單的期權交易。就像上文所說，場外期權的合約可以非常靈活，對于普通投資者、乃至專業投資者來說，它的復雜度可以說沒有更難、只有更難。

按照這次“基金經理涉場外期權”曝料者的說法，基金經理選定自己看好的企業后，會先通過私募等場外期權的渠道，在券商下單看漲期權，并在這個環節加數倍的杠桿；然后再用自己管理的基金建倉拉升這個票，最終攫取實際漲幅乘以杠桿倍數的非法利益。假如杠桿倍數是10倍，看中的個票漲幅50%，那么場外期權的浮盈就會高達500%。

不過仔細想一想，其中的蹊蹺疑點還是有不少。我們在這里列舉兩點。

首先，鑒于場外期權的復雜性，官方對公募基金從業人士參與這類衍生品交易的監管，一直是越來越從嚴的趨勢。就在2022年6月，證監會罕見連開三張罰單，點名了中金、華泰、中信建投(26.850, -0.60, -2.19%)3家頭部券商，針對的就是場外期權業務。

截至目前，中國有8家券商為場外期權一級交易商，38家為二級交易商，如果有誰“頂風作案”提供不合法、不合規的期權交易服務，事后必定是會被一抓一個準。好比是在一個布滿攝像頭的大廳，就那么四十多個柜臺能辦業務，每一筆交易都可以溯源，誰敢鋌而走險，勢必是會被抓住的。

其次，對于基金經理來說，現在的監管也已經非常縝密、不太可能給他們留出以個人名義參與場外期權交易。從基金經理、交易員等公募投研一線從業人員自身，到他們親屬的投資賬號、身份信息都在監管備案。如果真的膽敢私下參與場外期權交易，那就是涉嫌老鼠倉交易。

說來說去還是老鼠倉，歸根結底還是人人喊打的老鼠倉。

“花式老鼠倉”來了

無論是公募還是私募，財富管理的本質都是幫助客戶完成資產的保值、在客戶的風險偏好內追求更高的收益率。

但拿著客戶的血汗錢，去謀求一己私利，這樣的損公肥私的惡劣行為不僅觸發眾怒，更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所謂“老鼠倉”，具體來說就是指金融從業人士在用大體量的公有資金拉升股價之前，先利用領先市場的“內幕消息”，用自己個人、親屬或者關系戶的資金低位建倉。等到公有資金入場、拉升股價到高位后，個人或關系戶搶跑賣出，獲取非法利潤。

2020年9月9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一起“老鼠倉”刑事判決書，被告人利用職務之便將投資信息透露給親屬，通過操控多達9個親友賬戶，非法獲利高達1.1億元。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盤點，2020年證監會共開出8張“老鼠倉”罰單，包括銀華基金明星基金經理周可彥和南方基金風險管理部職員方華。

2020年“老鼠倉”第一大案為知名基金經理劉芳潔的案件。劉芳潔曾在易方達基金、萬家基金和上海盈象資管擔任基金經理，操作“老鼠倉”長達9年，從2009年開始就通過操作親友賬戶進行跟倉交易，在三家公司分別非法賺取249.72萬元、50.54萬元和賺884.59萬元。事發后，監管對其合計罰沒3538萬元，同時終身市場禁入。

一旦基金經理被卷入“老鼠倉”事件，面臨的無疑是前程盡毀，甚至牢獄之災，基金品牌形象也將受到致命打擊。

金融行業研究員翟天凌指出，如果基金經理違規操作導致股票劇烈波動，嚴重損害投資人的利益，那就構成刑事犯罪。《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刑法》里的操縱證券和期貨市場罪，并不是以獲利多少作為違法的標準，只要實施了違法的行為就構成違法條件。

翟天凌特別強調，有時股票價格劇烈波動，很多基金經理違規操作，還有一些上市公司高管進行內幕交易，最后自己還陷入巨額虧損，但是從法規來看還是認定他違法犯罪。

翟天凌同時認為，監管部門提高違法成本，讓從業者更加謹慎，行業規范的同時形成自律，這對各方面都是好事。好在隨著監管趨嚴，鋌而走險的從業人員越來越少，不斷響起的警鐘也一直在提醒基金經理要愛惜羽毛、遵循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合規合法底線。

基金經理密集變更引市場猜疑

一則看上去漏洞不少的傳聞，卻還是在市場引發了不小的傳播和波瀾，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度思考。

在股票市場經歷了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跌跌不休”、估值回落后，不少投資者和權益類基金持有者蒙受了幅度不低的浮虧，投資者的浮躁情緒不難感同身受。

令投資者感到不安的是，近期，基金圈出現了基金經理密集卸任的情況。

據財聯社統計，截至8月9日，2022年已經有來自96家基金公司和資管機構、多達179位基金經理“跳槽”或出現人事變動。

僅8月6日當天，就有易方達、華泰柏瑞、平安等15家基金管理人發布變更基金經理的公告，合計51只基金產品涉及其中。

基民心知肚明的俗話是，買基金就是選擇基金經理。但是，倘若投資者看好的是A經理，但基金管理人中途變為B經理，換做誰心里恐怕都要打鼓。

2022年基金經理涌現的“跳槽潮”呈現出一些特征。比如，中小公募離任數量更多、基金經理“奔私”加盟平臺型私募成為最優選擇等。

不過人才進進出出，其實是一個行業的正常現象。好買基金研究總監曾令華就曾經表示，基金行業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基金經理的個人“品牌效應”對購買基金的作用越來越大了；而對于中小基金公司來說，還是要靠業績突圍，這些公司的基金經理對業績的容忍期限更短，它們的人才流動也就更頻繁。

行業人士密集變動，疊加數百位基金經理涉及場外期權交易的傳聞，這些消息疊加在一起，怎能不讓投資者浮想聯翩、甚至引發不安。

當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基金經理密集離任和此次網傳的“多位基金經理因場外期權被查”傳聞有關聯。

但無論傳言真假，這件事至少留給市場兩個經驗。

其一，從業人員合法、合規、遠離“老鼠倉”，警鐘必須時刻敲響；一旦觸及紅線，市場和投資者不會給任何一位改過的機會。

其二，基金公司仍須通過正規渠道，通過順暢的信息披露，與投資者有效交流，建立基金公司、基金經理和投資者之間的信任。尤其是更換基金經理這樣的事情，更應該盡可能多地觸達投資者，告訴他們為什么更換、交接工作如何、未來的投資路線有沒有做調整，來贏取基民長期持有基金的信任。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與投資者攜手并肩穿越周期，見證財富的增長。

不管300基金經理被查烏龍事件走向如何，BT財經再次向廣大投資者發出警示：理財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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