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北京商報記者獲悉，銀保監會浙江監管局于2019年1月對各銀保監分局、杭州銀行和各城市商業銀行杭州分行下發了《關于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以下簡稱《監管函》) 。其中提到，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立足當地不跨區域、不得為無牌機構提供資金或者聯合放貸等。有觀察人士指出：此次浙江地區先行發布了自身轄區監管便函，雖然并不能作為直接行政處罰依據，但警示性和導向性很明顯，對于地方城商行還是有強約束效果。

地方監管出手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監管函》提到，銀行要屬地放貸，通過線上渠道引入在銀行自身營銷、服務和風控管理范圍內的用戶。浙江銀保監局細化了屬地放貸的落地辦法是身份證、業務開展地和生活居住地等多維度結合。

事實上，2018年11月，就有消息稱，監管部門正就商業銀行開展的互聯網貸款業務的監管問題進行內部討論。網傳的《商業銀行互聯網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涉及聯合貸款屬地化比例的規定，即“向外省客戶發放的互聯網貸款余額不得超過互聯網貸款總余額的20%”。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表示，此次浙江銀保監局對屬地化管理的要求進一步明確了，但是并沒有提比例的問題，《監管函》更像是一個臨時性的通知，如果銀保監會文件下來，浙江銀保監局還是會按照銀保監局的要求執行。

一位城商行人士指出，此次《監管函》對助貸業務量大的某些銀行殺傷力會很大。該人士指出，助貸這種模式，對銀行來講，客戶不是自己的、風控不是自己的，更多是短期利益，無助于長期核心能力的培養。

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詩強表示，從監管角度考慮，此政策主要是為了控制傳統金融機構放貸風險。當前，很多區域銀行消費金融風險控制經驗本身就不足，跨區域經營放貸的風險更加難以把控，而限制貸款規模可以有效控制風險。此政策一出，對于地方性小銀行來說，能夠合作的助貸機構或者聯合放貸機構會大大減少。但是，對于全國性的大銀行來說，影響相對較小，或者說更有利于大銀行展業。

互聯網銀行最受傷

在分析人士看來，屬地管理和聯合貸款要求，對互聯網銀行的影響較大。零壹研究院院長于百程表示，銀行屬地放貸要求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目前，民營銀行、互聯網銀行主要做互聯網貸款業務，借款人是跨地域的，如果政策執行尺度很嚴的話，對銀行這塊業務影響比較大。

近年來，包括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在內的金融機構，借助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技術，加快借貸領域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互聯網貸款應運而生。針對聯合貸款以及助貸業務，此次《監管函》提到，銀行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不能異化為單純的放貸資金提供方;應獨立開展客戶準入、風險評測、貸款額度和貸款利率確定、貸后資金用途管理等。

分析人士認為， 目前的聯合放貸業務，有的銀行只提供資金，風控、管理流程都不參與，這樣很容易放大風險。董希淼表示，互聯網貸款未改變信貸的本質，其基于互聯網等技術，原來在線下進行的信貸業務全部遷移到線上，風險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少數從業機構還存在一些粗放經營、野蠻生長的行為。如個別農村信用聯社，甚至將直銷銀行業務外包給網絡借貸信息中介平臺，由此類平臺經營網絡借貸業務。

專家建議：宜疏不宜堵

不過，市場認為，對于純線上模式的互聯網貸款監管，應妥善處理好監管與創新的關系，不搞“一刀切”，對金融機構良性創新應繼續予以支持。

在董希淼看來，銀行與銀行合作貸款的風險并不大。監管對于銀行與銀行之間的聯合貸款要適當放寬要求，比如微眾銀行和一些城商行的合作，都是持牌機構，風險傳導容易把控。

王詩強表示，聯合放貸降低了獲客成本、提高了獲客渠道，有利于增加銀行的經營收入，但是面臨的欺詐客戶也相應地增加了。如果聯合放貸機構經營不善，也會增加銀行的貸后催收風險及壞賬。此外，如果合作機構違規操作，也可能對銀行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我國小微企業和個人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此政策可能導致部分銀行退出全國市場，僅經營省內業務。這不利于解決個人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此外，監管總是擋在前面，也不利于傳統商業銀行市場競爭，茁壯成長。適度放開一些監管政策，更有利于銀行積累風控經驗，踐行普惠金融使命。

對于互聯網銀行的監管，董希淼進一步建議，一是實施差異化監管。不搞“一刀切”，區別對待金融機構和無資質平臺、互聯網銀行和其他銀行。如對互聯網銀行可采取一定豁免措施，鼓勵其繼續探索。二是建立負面清單。參照互聯網貸款實際運行情況和效果，抓住“牛鼻子”建立負面清單，實施“精準拆彈”，把握好力度和節奏，避免給市場帶來過多沖擊。三是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明確內外部統一建設標準，整合內外部數據資源，拔掉“信息煙囪”，打通“信息孤島”，為互聯網貸款發展提供更好支持。

北京商報記者 劉雙霞

關鍵詞： 互聯網 貸款 區域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