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被稱為“東方民居建筑的一顆明珠”，揚名海內外，素有“皇家有故宮，民宅看喬家”的美譽。喬家大院的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筑水平，也從側面反映了這座大院曾經的擁有者——喬家的盛極一時。而這座大院的主要修建者，就是喬家的第四位當家人——喬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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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是晚清著名的山西富商，在面臨內憂外患的晚清，他活躍于政商兩界，成為了富可敵國的巨商。都說喬致庸是將晉商八大家之一的祁縣喬家推向頂峰的關鍵人物，那么喬致庸到底為喬家創造了多少財富？在他當家時期的喬家到底有多富有呢？

一、從書生到巨商

喬致庸最初的理想是考取功名，做經世濟民的讀書人。然而命運弄人，喬致庸剛考了一個秀才，正準備參加下一級科考時，喬致庸的哥哥喬致廣因經營不善，導致喬家在商戰中陷入危機。同時，喬致廣也一病不起。不得已之下，喬致庸臨危受命，接手家族重擔。這位熟讀四書五經的書生，一接手家族重擔，就表現出驚人的商業才能。他在危機之下大膽聯合其他商戶，以牙還牙打壓對手，最終獲勝，使喬家擺脫了短暫的危機。

即使從書生成為了商人，喬致庸仍堅守著儒家的理念。他始終堅持“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誠信為本，艱苦奮斗。同時他還始終秉持著“貸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力排眾議，開設“大德通”、“大德恒”兩家票號。票號發展迅速，史載，全盛時期，大德通四年就為喬致庸獲利巨資。喬家憑借票號之利，一度達到富可敵國的盛況。

二、喬致庸在晉商中的地位

根據《清裨類鈔》的記載，當時喬家的流動資產有四五百萬兩。這大概是一個什么概念呢？在當時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大概10兩左右；除去養廉銀之外，清朝一品官的年俸是180兩。

喬致庸這么有錢，在當時的中國能算得上首富嗎？

晉商八大家族，即我們常說的喬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個家族，他們之中雖然喬家排在首位，但比喬家富裕的大有人在。《清裨類鈔》中記載：“山西首富亢氏，有白銀數千萬兩。”另外的渠家、孔家等，全盛時期的資產也遠遠超過喬家。因此，喬家最多只是算當時富裕的巨商之一，但離當時的首富，還有一段距離。

三、隱性財富

既然八大家族中，喬家不能算最有錢的，那為什么喬家能排在八大家族之首呢？喬家的財富雖然不能排在首位，但名聲和榮譽卻是最好的。這名聲和榮譽的獲得，也有不少喬致庸的功勞。

光緒三年（1877），山西大旱，天災面前，許多財主自顧不暇。而喬致庸卻出巨資賑濟災民，帶動祁縣各家富戶投入賑災，使祁縣成為天災之下，流亡災民較少的縣。光緒二十六年（1900），祁縣再次發生饑荒，喬致庸義無反顧開倉濟糧，讓家人節衣縮食，省下來給饑民配發糧食。

喬家的名聲還來源于喬致庸嚴格的家訓。《喬氏家訓》的開篇，就告誡子孫，一定要謙和謹慎：“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忍辱者天不能禍。求醫藥不如養性情，多言說不如慎細微。”喬家人自小便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嚴格的規范使他們有禮有節，謙和恭謹，不管到哪里，都受人尊重。這也是喬家多年屹立不倒的另一個秘訣。

作為清末晉商翹楚，喬致庸還用一生踐行著“商業救國”的人生宣言。光緒二十四年（1898），英帝國與當時腐敗的山西官僚勾結，取得了山西五處礦藏的采礦權。當時，年邁的喬致庸籌措巨資一百多萬兩白銀，號召當地其他商人與敵人斗爭，最終從英國商人手中奪回采礦權。正是因為此事，導致當時修建喬家大院的資金不足，至今喬家大院仍有一個角未建成。喬致庸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其拳拳愛國之心令人敬佩，他的愛國精神也成為了后世子孫的精神坐標。

財富也分顯性財富和隱性財富。開篇問到喬致庸的財富到底有多少。要說錢財，無非百萬兩白銀，土地和院落。要說那些不能換算的東西，讓喬家兩百年不倒的喬氏家訓，埋藏在喬家人血脈深處的愛國精神和濟世情懷，或許是喬致庸留下的更珍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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